1991年3月24日凌晨，台北市汐止镇一处居民住宅，突然发生一起惨不忍睹的劫杀案。
该住户吴明翰夫妇半夜被惊醒，起床看到歹徒入室偷窃，气愤之下，壮着胆子与歹徒展开殊死搏斗。
不料，歹徒身体强健，吴明翰不是对手，对方操起菜刀一顿胡乱猛砍，吴氏夫妇生生被砍翻倒地，两人当场饮恨西北。
一
当晚，台北警方接到报案电话后，立即派多名警员赶去案发现场侦查。
只见吴明翰夫妇被凶手砍得血肉模糊，死在了自家房间里，身体共计有79处刀伤，现场血流满地，惨不忍睹。
警方经过勘查，先后发现了一把菜刀，以及菜刀上附着的毛发、浴室里三枚指纹等关键证据。
为了缩小嫌疑人的范围，经历了4个多月的地毯式调查，在社会各方压力下，专案小组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吴家对面的邻居、正在服兵役的王文孝，被认为有较大作案嫌疑。
8月13日，王文孝在军队被捕，警方经过核对确认，案发现场一枚较为清晰的指纹正是属于他的。
王文孝审讯中交代，因为此前欠下赌债，债主逼得紧，所以就萌发了盗窃偿还债务的念头。
案发当晚，他从军队休假回家，与朋友玩到深夜，才回到家中睡觉。躺到半夜的他辗转反侧，不曾入眠，深夜加重了他的焦虑，忽然他看到了对面邻居家的灯光，想起来那家很有钱，就独自一人悄悄地潜入实施盗窃。
不料，邻居男主人吴明翰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准备去上厕所，发现了正在撬锁的王文孝，于是马上叫醒妻子一起捉贼。
王文孝吓得手足无措，情急之下，跑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对着邻居夫妇一顿乱挥乱砍，直至两人倒地身亡。
随后，他去浴室里洗掉身上和脸上的血迹，撬开抽屉偷了6000元，这才魂不守舍的回了家。
此案原本到此为止，证据确凿，凶手也被抓了，承认供述了犯罪行为，接下来送上审判席，等待最后判决结果就完事了。
可是，军事检察官根本不相信这起凶杀案是王文孝一人所为，认为他不可能独自对两个受害人砍完79刀，肯定有同伙共同完成。
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审讯，他们不停逼问王文孝有几个共犯，现在他们藏在哪里？并且还上了手段，展开了刑讯逼供。
他们从外面冷库弄来很多大冰块，铺在房间地上，让王文孝脱光衣服坐在上面，只要不招供，就关上门窗，然后用一台电风扇死命朝他吹风……
如果还是不招，他们就买来辣椒酱，拌水后直接从鼻子从嘴巴灌下去，让王文孝感觉整个胸腔都快炸掉了。
还有更狠毒的逼供方式，就是直接用电极棒轮流电王文孝的下体，让他阵阵抽搐，痛不欲生。
王文孝被一轮轮刑讯逼得受不了，只能改变此前的供述，供出了包括弟弟王文忠等多名共犯。
次日，正在高雄服兵役的王文忠，莫名其妙便被警方拘捕了。
王文忠年仅十九岁，刑讯逼供之下，同样也受不了，只能又被迫供出了苏建和、刘秉郞、庄林勋等好友“同案”。
三人即刻遭到警方拘捕，还在庄林勋卧室衣柜的抽屉里找到了24枚硬币，认定是吴家凶杀案中的“赃款”。
1992年1月11日，王文孝被军事法庭判决死刑，很快便被执行了枪决。
弟弟王文忠，被认定只是在吴家楼下放风，犯罪情节较轻，只被判了两年零八个月。
苏建和、刘秉郞、庄林勋三人被警方严厉“审讯”后，也被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经过了长达数月的庭审后，均被判处死刑，并被剥夺公民权利终身。
二
事实上，苏建和等三人只不过是在案发的那晚，与王文孝、王文忠两兄弟相约一起打了台球。
王文孝甚至与他们三人都不太熟悉，案发当晚先行一步回了家，然后头脑一热，就制造了血案。
警方“审讯”王文孝供出同伙，王文孝只能承认弟弟王文忠参与此案。王文忠同样如此，警方高压“审讯”下，最后胡乱提到了当晚一起玩的朋友的名字。
苏建和等三人被捕后，警方日夜不间断的刑讯，只能在身体无法承受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警方讯问笔录上承认罪行。
他们天真的以为，等到了法庭上再喊冤，或许就能现场翻盘，还有生存的机会。却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
庭审中，他们分别痛哭流涕向法官报告，自己没有参与血案，只是受到了刑讯逼问才被迫认罪。
法官却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受到了刑讯，但这，并不表示你们没有犯罪！”
三人被气得哑口无言，一审被判处死刑后，当庭表示不服，要上诉。
事实上，他们的“认罪”口供本身就存在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更别提案发现场的“物证”了。
警方在案发现场掌握的证据，除了一枚与王文孝的指纹相匹配，根本就没发现三人的任何犯罪证据。
这其中包括目击证人、毛发等所有定罪的证据，就连在庄林勋家中搜到的所谓“赃款”，经过检验后既没有发现被害人的血迹，更是无法确定硬币就是被害人夫妇的财产。
苏建和、刘秉郎和庄林勋不断对法官喊冤，他们的家人不停向媒体呼吁他们的冤情，却似乎没什么用。
法院一次次维持了死刑判决，一副死不认错、你们能拿我怎样的态度。
1995年2月，台北高等法院进行第三次审判，结果对于苏建和等三人维持原判，这意味着等待他们的，将是执行枪决！
眼看时日无多，苏建和只能含着眼泪，跟狱警要来了纸笔，开始在牢房中写遗书：“我已经绝望了！可能真的不会有明天了，这一辈子我糊里糊涂的来到世上，马上就要糊里糊涂的走了，生则含冤，死则埋冤……”
他们在等待被执行死刑的期间，却突然出现了一线生机。
因为他们的案情，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这人名叫陈涵，时任台北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
或许是这个案子存在太多疑点，又或许是他们的家人奔走呼吁，让陈涵动了恻隐之心，反正他认为最高法院对于此案的审理不够严谨，期间三次提出上诉，无意中创下了台湾司法史上的记录。
陈涵认为三名被告虽然有认罪自白书，但无论他们各自提供的犯罪时间、地点、凶器类型、毁证行为等都存在严重分歧，陈述内容与犯罪事实严重不符。
比如现场除了王文孝的指纹外，警方未能找到任何有力的相关物证，包括凶器、足印、毛发等三名被告的犯罪证据。
还有，三名被告都有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人。
王文孝被警方逮捕的当天，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无人不晓，无人不知。
苏建和、刘秉郎、庄林勋却没有任何提前逃离的意思，反而在家中等着被警方上门逮捕。如果他们真的是吴家血案共犯的话，这显然太不符合常理。
按理说，陈涵作为最高检察署的负责人，三次提出上诉，最高法院总要给点面子，但不好意思，还是没有用！
法院依然选择不买账，并将他的上诉全部驳回。
三
陈涵上诉的事情，经过媒体反复报道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一波又一波民众对法院做法的强烈不满，要求重申此案。
有民间协会组织直接发文呼吁最高法院，必须慎重处理陈涵先生的上诉请求，避免冤案的发生。
台湾学术界也积极参与了拯救三名年轻死囚的行动。
岛内各大院校的46名法学教授联合召开了紧急记者会，迫切表达了对案件的关切。
他们认为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高等法院不应该草率的执行死刑，必须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以确保一个公平的判决。
此时，刑期两年多的王文忠已经刑满出狱，对于三名好友的遭遇深表歉意，向媒体记者揭露了警方对自己刑讯逼供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