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治国初期，国家刚刚完成统一，百废待兴。

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治理，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高度，社会和政治保持相对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初步形成。

在此过程中，李世民的治国理政思想不断成熟，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世民治国理政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史书中的文本记载，特别是李世民和臣子的对话中，也即君臣“问对”。

从这些“问对”中，我们能窥见唐太宗的那些治国之道呢？

——【·以诚信御天下·】——

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施政理念、政策、人事等多个方面，需要科学思考和总体谋划。在李世民和臣下的“问对”中，“诚信”一词出现的频率较高，反映了唐太宗对诚信问题的重视。

“问对”的内容包括诚信的重要性、丰富内涵和治理价值等，整体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以诚信御天下”。

首先是治国理念上把“诚信”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认为“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诚信是立国的基础，是法令发挥作用的基础，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

其次是制度诚信。唐太宗和魏征有一次争论，魏征认为唐太宗之前颁布的几个政策很好，但现在又随意改变，是“失信者数矣”。

经过认真的思考，唐太宗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承认自己考虑不全面，魏征的意见提得很好，并发出这样一句感慨，“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并对魏征进行了奖赏。

这是制度上的诚信，强调的是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贯性，不能朝令夕改。

制度诚信在国家治理中非常重要。一个好的制度好比是一个定海神针，能够稳定人民的预期，方便社会各方面合理安排相关活动。

所以出台一个制度，特别是长远的、带有根本性的制度，要求非常高，需要多方参与，广泛酝酿，汲取广大人民的智慧。

最后是管理诚信。曾经有人上书给唐太宗，请他清除身边的佞臣。唐太宗问谁是佞臣，上书人说他也不知道，但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测试。

唐太宗认为这种方法不可取，强调“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这里强调的是管理上的诚信，管理诚信最重要的是关系诚信，涉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何看待对方，以什么样的原则来处理双方的关系。

这既是一个管理问题，更是一个心理问题。管理者以诚待人，取信于人，方能营造信任团结和谐共处的团队文化氛围。

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指出，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体现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系统信任。

李世民的理念和做法超越了传统信任，把诚信的意识和理念扩展到国家治理的制度设计中，是一种规则和契约上的约定，使人们产生了对法律、正式规则、制度的信任，为唐朝初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支撑。

——【·重法治·】——

历朝历代都有对法典的制定和修订，但在实践中往往会受到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制约，从而对法典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带来影响。

在史书中，关于“法大还是权大”的记载有很多，讨论也很多，留给人们广阔的思考空间。在唐太宗与臣下的“问对”中，关于“法”的讨论也很多，集中在法的公共性、规范性和引导性三个方面。

首先是尊法。尊重法的地位，强调法的重要作用，“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统治者带头尊重法律，会给天下人树立典范，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唐太宗曾经发布一道命令，要求冒名顶替考试者自首，不自首者处死。有人被抓到，根据这道命令，应该处死。但大理少卿有不同意见，说“据法应流”。

唐太宗就很生气，说你想守法，是不是要让我失信于天下。大理少卿的回答是，“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唐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就改变了自己的命令。这是对法律的尊重和维护，在社会上会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其次是立法，唐太宗对待法律的态度具有强烈的辩证法色彩。

一方面对严刑峻法的作用是质疑的，“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强调重法只能治末，不能在根子上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找到民众违法的原因，采取措施解决民众的合法性诉求，才能维持安定的社会环境。“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

另一方面强调立法，要对已经不适合形势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法律进行清理，重新制定新的法典，强调立法的适用性和严谨性，“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

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最后是遵法。领导人是否遵守法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不正倒下来”。领导人如果在遵守法律上搞变通打折扣，就会在社会上产生严重的后果。

有一个县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唐太宗很生气，要处死他。当时的侍御史就说，“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

唐太宗听了这话非常高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可以想见，如果唐太宗坚持自己的意见，估计也能落实，但会产生很不好的政治影响。

在李世民的治国理念中，法治思维占有重要位置，它直接指引着实践层面各项措施的落实，强调管理者特别是高级领导要带头遵法，法律是公众产品，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带有普遍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强自警·】——

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唐太宗具有很强的自我警觉意识，在和臣下的对话中多次谈到“畏、三思、难”的问题，从多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治国理政思想。

一是要存有敬畏之心。有敬畏才能在内心深处建立一道屏障，抵御来自外界的各种诱惑。历史上的王朝统治者一般以“天子”自居，君临天下，为所欲为，往往为后期的覆亡埋下伏笔。

在一次交流中，唐太宗明确表示，“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

这是何等深刻的自我觉察!魏征的回答进一步强化了唐太宗的敬畏意识，“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这句话强调领导人要有敬畏之心，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有所敬畏才不会为所欲为，才能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为什么而出发，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不忘初心”，进而做到兢兢业业，善始善终，有所作为。

二是克己。克己是一种修养功夫，强调的是对自我的欲望要有所察觉并学会控制，在不断修炼中达到从容的境界。

史载唐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他知道这种情况后，就进行了调整，“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

唐太宗对自己的言行可能在下属和国家治理中产生的重大影响有深刻的认知，“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

所谓“一言九鼎”，领导人在讲话时不可不谨慎，无心之语可能会给下层官员的施政行为带来重大影响，这无关对错，关乎政治站位。

三是要有政治定力。政治定力就是政治追求、政治原则和政治自觉方面的坚守，对是非、对错、好坏、真假等有深刻的认知并一以贯之。

作为领导人，在选择施政方向、政策措施、选人用人等方面要坚持原则，不为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干扰，如稍有懈怠，各种危险就随之而来。

唐太宗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可以作为箴言。“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以民为本·】——

有民才有国，民是国家的根本。唐太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相当深刻，他在与臣下的对谈中多次谈到“百姓、农时、安人宁国”等问题，强调“存百姓、安天下、正其身”等措施的重要性。

一是重视农业生产。在太子成年礼的时间选择上，礼仪部门和高层官员都认为二月符合传统文化要求，“二月吉”。

而唐太宗则认为，吉凶在人，循正而行，自然万事大吉。二月农事最急，不可劳民。这个观点反映出唐太宗治国理政“实事求是”和“重视农业生产”的特点。

二是重视民众的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力量，人民是最可依靠的力量。凡是尊重人民、发动人民、服务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权，都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唐太宗对这一点有充分的思想认识。

有次官员汇报说，装备库里的兵器装备精良、数量充足，远远胜过隋朝的时候。唐太宗回应道，武器装备确实不可缺少，但隋炀帝的武器装备难道不够充足精良吗?还不是失去了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百姓安居乐业，如果有人搞破坏或外敌入侵，人民自然会起来斗争，“筑起铜墙铁壁”，这种力量是无敌的。

在君臣“问对”中，唐太宗李世民治国理政思想得到充分的展示。

这种交流既是唐代政治家关于国家治理方式方法的沟通，也是唐代政治体制运作的一种典型方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

这种政治思想中的积极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挖掘凝练，宣传推广具有当代价值的典型经验，为构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好生态发挥有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