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毛泽东的案头放着一封信，这信里满是讽刺和尖锐的批评，把主席看得眉头都皱起来了。信里的话那叫一个犀利，直冲着当时的社会问题去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封信的落款竟然是“陈掖贤”，他可是著名革命烈士赵一曼的独子。
毛主席看着那封信，心里头想法特别多。他清楚赵一曼为了革命把命都搭上了，可她的儿子现在却用这么激烈的办法表示自己的不满。这里头到底有啥样的事儿呢？又是啥样的经历把陈掖贤给逼到这个地步了呢？
瞧着这封满是愤怒和失望的信，毛主席最后就回了六个字。那这六个字里头，到底藏着啥样的思量和智慧呢？陈掖贤的人生走向又会因为这产生啥样的变化呢？咱一块儿来瞧瞧这段没多少人知道的历史，把那个特别年代里一个特别家庭的命运画面给揭开。
1929年，赵一曼在上海生下了她唯一的孩子陈掖贤。赵一曼在中国革命史上可是有着重要地位，这孩子的出生，让她的革命之路多了一份重大责任，也给日后陈掖贤的曲折人生打下了基础。
赵一曼，一个既坚强又饱含母爱的女人，在孩子刚生下来没多久，就得做出个艰难的决定。1930 年，因为革命情况越来越不好，为了让年幼的陈宁安全些，赵一曼难受地把孩子交给了自己哥哥陈岳云两口子。谁能想到，这一分开，就再也见不着了。
在陈岳云家里，小陈宁变成了陈掖贤，就此开始了被寄养的日子。虽说伯父家挺有钱的，可那到底不是自己亲生爸妈啊。小小的陈掖贤，吃穿方面可能没啥愁的，可在感情上呢，一直都没得到过母爱。就这么着，这段经历给他往后性格的养成，深深地打下了个印子。
1936 年 8 月，赵一曼跟日军打仗的时候，很不幸被抓住了。敌人对她用了各种残酷的刑罚，可她一直都特别坚定，绝不屈服，最后英勇牺牲了。那个时候，陈掖贤才 7 岁，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妈妈的那些英勇事儿。他就明白，那个能给他温暖的怀抱，他再也等不来了。
1942 年，陈掖贤的爸爸陈达邦从国外回到了中国。那时候陈掖贤都 13 岁了，这才头一回见到自己的亲爹。可是呢，盼了好久的父子相见，却特别生分。分开了这么多年，他俩之间就像有一条跨不过去的沟似的。
陈达邦回国后，没把陈掖贤接到自己身边养着。可能是他有了新家庭，也可能是他认为孩子在伯父家能过得更好。这么一来，陈掖贤心里那种孤独、被抛弃的感觉就更强烈了。
随着年岁变大，陈掖贤慢慢发觉自己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就开始打听自己的身世，特别想知道那个他压根儿就没真正了解过的母亲。但是呢，身边的人老是不愿意多说，就只是含含糊糊地告诉他，他的母亲是个“烈士”。
1950 年，电影《赵一曼》上映了，这才让陈掖贤能稍微了解一下自己母亲的情况。可让人感慨的是，那时候他压根不知道银幕上那个英勇的女人就是他的亲妈。就这么个既荒唐又残忍的事儿，毫无疑问给幼小的陈掖贤心里狠狠来了一下。
1957 年，28 岁的陈掖贤总算知道了实情。他读到母亲给自己留下的那封遗书时，积压多年的情感一下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似的涌了出来。在信里，赵一曼道出了对儿子深深的爱和愧疚，还表达了对儿子未来的盼望。这封信，是母子俩之间唯一的联系，也成了陈掖贤往后人生的精神依靠。
可是呢，知道了真相的陈掖贤，压根儿没觉得心里舒服些。反倒他不要政府给的抚恤金，还硬说：“我咋能花这钱呢！”他这近乎死心眼儿的做法，体现出他心里头挺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为自己母亲的英勇觉得骄傲，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当不好烈士之子，觉着对不住，心里满是愧疚。
陈掖贤那艰难的成长历程，对他性格的养成影响可大了。他这人啊，变得内向，还特别敏感，对人际交往那是充满了防备心。就他这性格特点，给他往后的日子和工作都带来不少麻烦，也正因如此，才给他后来给毛主席写信这事埋下了根子。
1952 年，陈掖贤成绩特别好，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这所大学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重要使命。对陈掖贤来讲，这可不单单是个学习的好机会，还是个能证明自己、把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事都抛掉的好时机。
在人民大学上学的时候，陈掖贤那学习的热情可不是一般的高。他整天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头，使劲儿地学知识。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性格也慢慢表现出来了。陈掖贤老是一个人待在图书馆，不咋去参加同学们的那些社交活动。这么一来，他学习成绩倒是挺不错，可也跟周围的人有点儿疏远了。
1956 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了。本来呢，他是外交系的优秀毕业生，照理说应该能进外交部工作。可谁能想到，命运老是跟他过不去。因为一些原因，他被说成“不适合搞外交工作”。这一下，对陈掖贤的打击可太大了，也让他对自己以后的路特别迷茫。
最后呢，根据组织的安排，陈掖贤去了北京工业学校当老师，教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个安排，陈掖贤心里其实不太乐意，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了。他把自己在大学学到的那些东西，还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都放到教学里头去了。
在北京工业学校，陈掖贤的教学水平很快就被大家肯定了。他的课总能把学生的注意力给抓住，他对理论懂得特别深，看法也很独特，好多学生都特别佩服他。但是，在课堂以外，陈掖贤还是那个不太会跟人打交道的人。
陈掖贤的教学挺有特点的。他可不乐意照着书本干巴巴地讲，而是爱把理论跟实际联系起来，带着学生去思考。这样的教学办法虽说学生挺喜欢，可有时候也会招来些争议。有人觉得他的某些看法太冲了，跟当时的主流想法不太合。
工作之外，陈掖贤总一个人在北京街头溜达。他爱瞧这座变化挺快的城市，还有生活在这儿的人。这么一瞧，让他对社会实际情况了解得更透了，也给他往后的思考打下了基础。
可是呢，陈掖贤的日子可不是看上去那么消停。他心里头老是在跟自己的过往还有身份较着劲呢。他是个烈士的儿子，就觉着自己身上担着老大的责任，别人对他期望也高。可这另一方面吧，他又觉着自己咋都弄不明白也接受不了他母亲的选择。就这么个矛盾，老把他给整得可闹心了。
工作里，陈掖贤的表现可不咋顺溜。他性格内向，又不咋会跟人打交道，这老让他跟同事闹别扭。有时候吧，他还会为了点小事跟人吵起来，结果他在学校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陈掖贤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犯起了嘀咕。他觉着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咋都出不来的坑里头。咋说呢，一方面他挺喜欢教学这活儿，把知识教给学生的这个过程让他挺享受；可另一方面呢，他又觉得自己的本事没使够，心里头满是不情愿和着急上火。
1958 年，大跃进运动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这运动对整个社会影响老大了，也让陈掖贤的日子有了新变化。他是个老师，得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这么一来，他对社会实际情况了解得更透了，也开始对一些事儿犯嘀咕了。
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陈掖贤的人生出现了个转折。他碰到了自己的学生张友莲，然后俩人相爱了。这感情让他那枯燥日子有了点儿亮，也让他觉着有希望能改变现状。可是呢，命运好像就不想给陈掖贤个安稳的日子。这段感情没多久就碰到好多困难和阻碍，给他本来就不平静的生活又弄出新麻烦了。
1960年，咱中国处在一个挺特别的历史阶段。大跃进运动带来的后果逐渐冒出来了，全国各处都碰上了特别大的难题。这一年啊，自然灾害、政策出了岔子等好多因素凑一块了，结果就造成了很严重的经济方面的困难，粮食也不够吃了。就在这种情况下，陈掖贤的日子和工作都被深深地影响到了。
北京工业学校，这所专门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学校，也被这场风暴给波及了。学校的平常运作特别困难，教学设备没有，教材也不够，就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保证不了。陈掖贤和他的同事们只能在条件特别有限的情况下，还得接着搞教学工作。
在课堂上，陈掖贤碰到个挺难办的事儿：咋给学生讲清楚当下困难的情况呢？他是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心里很清楚理论和现实差得挺多。学生们那些疑问和困惑，老是搞得他开始琢磨。他使劲想用理论去说明现实，可心里头满是矛盾，也很不安。
在学校的食堂里，天天都有让人心里不好受的事儿。学生们排着老长的队，拿到的饭菜却少得很。陈掖贤瞅着这些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年轻学生，就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妈赵一曼。她拼命追求的那个理想，难道就是眼前这样的情况吗？这问题就像一根刺儿，狠狠地扎在陈掖贤的心窝子里。
与此同时，陈掖贤的个人生活可不太顺。他跟张友莲的恋爱因为好多原因，变得挺悬乎的。他俩家庭背景不一样，工作单位不赞成，社会舆论还施加压力，这些都成了他俩感情路上的拦路虎。这段感情这么折腾，让陈掖贤心里更觉得孤独和没方向了。
1960年春，北京工业学校搞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活动。学校领导让全体教职工使劲儿学毛泽东思想，批判并改正工作里的“右倾”思想。陈掖贤是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按说应该在这场活动里起个带头作用。但是呢，他却显得特别消极。
在一场政治学习会上，陈掖贤对一些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公开质疑。他说，要是盲目地去追求高指标以及快速发展，那很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这话一出，立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一部分人觉得他的看法挺有道理，不过，更多的人却觉得他是在传播“右倾”思想。
学校领导对陈掖贤特别不满意。他们觉着，作为一个烈士的孩子，又是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咋能在要紧关头立场不坚定呢。没多久，陈掖贤就挨了批评，还受了处分。他得好好反省自己那些不对的想法，还得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承认错误。
这次事儿给陈掖贤带来了特别大的冲击。他觉得自己被人误会了，还被孤立起来。最让他难受的是，他觉得好像没办法完全赞成当下的一些做法，可又找不着恰当的办法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在这么复杂的心情当中，陈掖贤对自己的身份跟责任想得更多了。他是烈士的孩子，这身份说起来光荣，可也是个挺重的担子。他得琢磨怎么把母亲的志向接着往下走，还得想想怎么应对当下的社会实际情况。就这些个问题，成天到晚地缠着他，让他发愁。
1960年夏，北京碰上了少见的大旱。这一下，农田里的庄稼都干得打蔫儿了，城里的居民用水也成了大难题。陈掖贤跟其他教职工一块儿，被派到郊区去抗旱。在田里干活的那些日子，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农民生活的不容易。就这么着，他对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有了更透的认识，对当下的政策也越发怀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掖贤下了个重要决定：他打算给毛泽东主席写封信。这信不是去说些感谢和崇拜的话，而是要直截了当地讲出问题，把自己的困惑和不满表达出来。这决定肯定挺冒险，可陈掖贤觉得，自己是烈士的孩子，有责任也有必要讲出实情。
陈掖贤在写信的时候，回想了自己的成长历程，琢磨了母亲的牺牲与理想，还认真剖析了当下的社会情况。他想借这封信，不光说出自己的看法，也替那些发不出声的人表达想法。这封信，汇集了陈掖贤好些年的思考与困惑，也意味着他人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1961年初，陈掖贤给毛泽东主席写的那封信没啥回音，就跟预想的差不多，可这还是让陈掖贤挺失落的。不过呢，这封信倒成了他思想发生变化的一个关键机会。
接下来的日子，陈掖贤变得更小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了。他不再当着大家的面质疑政策，而是私底下跟信得过的同事和学生探讨问题。这样的做法虽说在一定程度上能让自己少些麻烦，可也使他心里的矛盾越发严重了。
1962年春天，中央颁布了《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农村人民公社的决定》，这个文件又叫“农村六十条”，意味着国家要改正大跃进那会儿的一些不对的做法了。陈掖贤特别高兴看到这个政策变化，他觉得这说明国家领导层开始重视问题了。
不过呢，形势变了以后，陈掖贤遇到新难题了。学校领导让他在课堂上使劲宣传新政策，还得突出党的英明领导。陈掖贤虽说认可政策调整的方向，可对那种过度美化现实的情况心里不踏实。他就想了个办法：在课堂上实实在在地讲政策内容，能不多说啥就不多说啥。
1963 年，陈掖贤迎来了一个能改变他命运的契机。北京有个出版社打算出一套讲中国革命历史的丛书，其中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那部分，得有人来写。而陈掖贤呢，他是赵一曼的儿子，就被推荐去干这个活儿了。
陈掖贤接到这个写作任务后，就开始重新看待自己家的历史啦。他着手有系统地去收集、整理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还认真地研究那段历史。这么一来，他不光更清楚自己母亲的事儿了，对整个抗日战争也有了更完整的了解。
在写作的时候，陈掖贤碰到个挺难办的事儿。他察觉到一些官方记录的东西和他从老战士嘴里听来的那些口述历史不太一样。碰到这种状况，陈掖贤打定主意，要尽量把历史的真实情况给还原出来，哪怕这样做也许会引发一些争论呢。
陈掖贤那可是经过好一番心里头的纠结斗争，最后还是打定主意要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他觉得吧，只有实实在在的历史，那才能真正给后人起到教育的作用呢。为了能把出版社给说动，他写了老长一篇文章，把自己的写作想法还有对历史的见解，都详详细细地给讲了一遍。
这篇文章让出版社的高层留意到了。他们呢，虽说不是完全认可陈掖贤的看法，不过对他那认真严谨的态度和能独立思考这点，还是给予了肯定。最后啊，在做了点儿妥协之后，陈掖贤的稿子就能出版啦。
1965 年初，陈掖贤的书出版啦，在学术圈里引发了一些动静。有的人夸他态度客观，可也有人说他缺了“阶级立场”。面对这么些不一样的看法，陈掖贤挺冷静的。他渐渐明白，真正的学术钻研得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得去追求事实跟真相才行。
这一年，陈掖贤下了个重要决心：他申请离开北京工业学校，去东北的一所大学当老师。为啥呢？一方面他想更仔细地研究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想躲开北京那复杂的政治环境。
1965年的秋天，陈掖贤到了哈尔滨。在这儿的新工作环境，让他有了更多自由。他广泛地去接触东北的那些老战士以及普通老百姓，收集一些口述的历史资料。这些直接得来的资料，使他对东北抗日战争的了解更深刻了，也让他琢磨起怎样才能把抗日精神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下去。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到处都乱了套。陈掖贤上的大学也没躲过去。他是个知识分子，很快就成了被批斗的人。他写的东西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挨了批评，还被烧了。陈掖贤被弄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在农村的时候，陈掖贤没把学术研究撂下。他趁着农闲的工夫，接着收集当地老人讲的那些过去的事儿。这么一来，他对农村的真实状况了解得更透了，也给他往后做研究攒下了特别宝贵的材料。
1978 年，改革开放政策推行啦。这让陈掖贤搞学术研究的环境变得更宽松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弄一部有关东北抗日联军的大型史料集。这活儿花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得查好多档案，还得去实地考察呢。
在这一过程里，陈掖贤碰到了个关键人物，那就是老战士李德山。李德山以前是东北抗日联军里的普通战士，见证了抗联的起起落落。陈掖贤跟李德山长时间交流后，知道了好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这些让他的研究变得更加丰富了。
1988 年，陈掖贤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集》成功出版啦！这本著作把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全面又系统的整理，而且还头一回公开了好多以前没被重视的历史事实呢！就像书里仔细地记录了抗联战士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的情况，把一些被大家遗忘的英雄人物的事迹也给还原了出来。
这本著作出版后，在学术界可引起了不小的动静呢！好多学者都说，这在研究东北抗日历史方面，那可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不过呢，也有一些人对书里的某些观点不太认同，觉得陈掖贤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还得再琢磨琢磨。
对于那些各种各样的不同声音，陈掖贤展现出了特别大的包容心和开放的态度。他很积极地参加学术讨论，能虚心地接纳那些合理的批评看法，还不停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改和完善。他这种严谨的搞学术的态度，让他赢得了大家广泛的敬重。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对历史进行重新考量。在这当中，陈掖贤的研究成果可起了大作用呢！他写的书，不光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好多素材，在让大家都了解抗日历史知识这方面，也贡献不小。
1993 年，陈掖贤受邀去编写中学历史教材。编教材的时候，他一直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就想把历史原本的样子给呈现出来。他觉得，得让学生知道抗日战争的整个情况，这里面的艰难和牺牲都得了解，不能光讲那种宣传式的英雄故事。他这个观点那时候还引起了一些讨论呢，不过最后还是被认可了。
1995 年，赶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陈掖贤被请去好些个地方演讲。他在演讲的时候，不光讲了那些大家都知道的英雄事儿，还着重说了普通老百姓在抗战里的作用。他说，要是没广大民众的支持，抗日战争压根就没法打赢。他这观点好多人都赞成，也让社会上的人对那段抗战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琢磨。
2002 年，84 岁的陈掖贤一直都在讲台上给学生们讲课呢。他的课呀，不光历史系的学生爱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都跑过来听。在课堂上，陈掖贤不光会讲历史上的那些事儿，还老是鼓励学生自己动脑子思考，对历史要有那种挑挑毛病的态度。
2005 年，陈掖贤的《我的抗战研究六十年》出版了，这是他最后一本著作。这本书呢，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总结，也包含了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书里，他讲了自己的研究过程，说了不少研究体会，还对一些历史问题给出了新的看法。大家都觉得这本书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很重要，是很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