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杰出统治者，不仅缔造了隋朝，还于589年率军南下，成功灭掉陈朝，实现了继秦汉之后又一次的伟大统一。
这一划时代的壮举不仅结束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更为后来的唐朝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鉴于后世对隋朝的某些“刻板印象”，一般都认为隋文帝朝的功臣们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厚赏功臣，不忘功臣隋文帝是一位爱好节俭，甚至有点“吝”的皇帝，然文帝“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吝”。
“朝臣出征，上皆宴别，礼赐遣之”，朝臣立功后能够凭借功勋获得官爵提升或获得钱币黄金、缣帛绢、家畜之类的物质赏赐或功臣之子得以加官进爵。
“百官禄赐及赏功臣，皆出于丰厚焉”，此俯拾即是，不需赘言。隋文帝对战没将士的赏赐尤为优厚,“其有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家劳问”
开皇十三年四月癸未,“制战亡之家，给复一年”®;仁寿元年正月辛丑，诏曰:“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为其首。故投主殉节，自古称难，殒身王事，礼加二等。……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
郑诚“讨尉迥，力战死于阵”，其子郑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数岁，拜使持节、大将军，袭爵开封县公，邑一千户。开皇初，进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转景州刺史，寻为鲁郡太守”":尉迟崇不从尉迟迴乱，“开皇初，封秦兴县公。岁余，从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击突厥于周盘，力战而死。赠大将军、豫州刺史”，并以其子义臣袭官爵，“时义臣尚幼，养于宫中，年未弱冠，奉诏宿卫如千牛者数年，赏赐甚厚”，
隋文帝“尝从容言及恩旧，顾义臣嗟叹久之"，并“赐姓杨氏，赐钱三万贯，酒三十斛，米麦各百斛，编之属籍，为皇从孙”。
隋文帝不但在功臣立功之后即加重赏，而且长期不忘功臣之功，多年后继续给予赏赐或优待。李圆通在仁寿年间，“以勋旧进爵郡公”;崔弘昇在“宿卫十余年”之后，“以勋旧迁慈州刺史”。
对于犯错的功臣，隋文帝念其功勋不忍废弃，如张威“在青州，颇治产业，遣家奴于民间鬻芦菔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谴责，坐废于家”，后复拜洛州刺史，隋文帝曰:“公虽不遵法度，功效实多，朕不忘之。今还公笏。”"
此外，隋文帝亦不忘父亲杨忠的部将之功，权武“以创业之旧，进位大将军，检校潭州总管”，后隋文帝命斩权武，权武“于狱中上书，言其父为武元皇帝战死于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为民。仁寿中，复拜大将军，封邑如旧。未几，授太子右卫率”。
隋文帝不忘功臣可见一斑，如果说隋文帝对功臣加以重赏是顺应人心之举，是历代王朝的通式，那么，隋文帝对于功臣长远性的处置安排则更值得研究。
“抑屈之，全其命”隋文帝于开皇九年下诏要求“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隋文帝曾语于高题曰:“功臣正宜受勋官，不可预朝政。”
其一，针对“性行轻险”的功臣。隋文帝篡夺北周政权有一定的偶然性，周宜帝驾崩之际侍疾的刘昉、郑译等人“矫诏”引杨坚辅政，帮助杨坚迈出建立隋朝的重要一步。
虽然此辈有佐命之功，但是他们一方面“性行轻险”，不值得信任，显然隋文帝也不愿意将此种狡诈之徒安持在中枢机关;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一定的行政能力或不愿为隋文帝效命。
如郑译“性轻险，不亲职务，而赃货狼籍”";刘昉“性粗疏，溺于财利，富商大贾朝夕盈门”,“尉迥起兵，高祖令书孝宽讨之。至武陟，诸将不一。高祖欲遣昉、译一人往监军，……昉自言未尝为将，译又以母老为请，高祖不怿。而高请行，遂遣之。由是思礼渐薄。又王谦、司马消难相继而反，高祖忧之，忘寝与食。昉逸游纵酒，不以职司为意，相府事物，多所遗落”
其二，针对位高权重的功臣特别是武将。隋文帝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与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猜忌心理，隋文帝自然对位高权重的功臣特别是武将格外猜忌，尽可能地加以“抑屈”--“外示优崇，实夺其权”。
李穆在杨坚为相前担任位高权重的大左辅、并州总管，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虽然礼待之，“穆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穆之贵盛，当时无比”，但拜其为“不主事，不置府，盖与天子坐而论道”“的太师，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实权,“外示优崇，实夺其权”。
后，李穆上表乞骸骨，诏曰:“朕初临宇内，方藉嘉猷，养老乞言，实怀虚想。七十致仕，本为常人。至若吕尚以期颐佐周，张苍以华皓相汉，高才命世，不拘恒礼，迟得此心，留情规训。公年既耆旧，筋力难烦，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须共谋谟，别遣侍臣，就第询访。”"如胡三省所认为:“用古人'欲有谋焉则就之’之意。隋主姑以是恩李穆耳，非欲与之大有为也。”
隋文帝在“抑屈”功臣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引导功臣主动“功遂身退”。比如，梁睿“初平王谦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为时所忌，遂大受金贿以自秽”，后“自以周代旧臣，久居重镇，内不自安，屡请入朝，于是征还京师。及引见上为之兴，命睿上殿，握手极欢”。梁睿退谓所亲曰:“功遂身退，今其时也。”“遂谢病于家，阖门自守，不交当代”"。
如《隋书》史臣所论:“见机而动，抑亦民之先觉。”“隋文帝对于“识时务”的梁容自然格外喜欢、不会亏待,“赐以版舆，每有朝觐，必令三卫舆上殿”"，梁容也得以善终。
又如，韦世康尝因休暇，谓子弟曰:“吾闻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将耳顺，志在悬车，汝辈以为云何?”后因侍宴，乞骸骨，隋文帝反而不许，出拜荆州总管，“时天下唯置四大总管，并、扬、益三州，并亲王临统，唯荆州委于世康，时论以为美”。
隋文帝积极引导功臣“功遂身退”昭然若揭。隋文帝意欲功臣主动“功遂身退”以解除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免得隋文帝再去想方设法消除位高权重功臣的威胁，同时隋文帝也会尽最大可能保其性命无忧，“全其命也”
“罪非谋逆，一无所问”与诛杀隋文帝曾设想与功臣“共享终吉",“罪非谋逆，一无所问”，又隋文帝曾针对李穆下诏曰:“自今己后，虽有愆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如果功臣犯下谋逆大罪，隋文帝也只能加以诛杀。
开皇五年四月壬寅，上柱国王谊“谋反”，“伏诛””。开皇六年，上柱国宇文忻、梁士彦“与柱国舒公刘昉等人因被疏远，闲居无事，“阴谋作乱”，字文忻密谋曰:“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连结，天下可图也。”梁士彦外甥裴通“豫知其谋而奏之”®，三人伏诛。
元谐在平陈后因有人告其谋反被诛。
又，开皇十三年，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隰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以贿伏诛”@;开皇十七年，上柱国、彭国公刘昶“以罪伏诛”;开皇十八年,上柱国、夏州总管、任城郡公王景“以罪伏诛”®:开皇十九年，上柱国、城阳郡公李彻卒，“左仆射高颎之得罪也，以彻素与短相善，因被疏忌，不复任使，后出怨言，上闻而召之，入卧内赐宴，言及平生，因遇鸩而”。开皇二十年，杀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仁寿三年，上柱国、检校幽州总管、落丛郡公燕荣“以罪伏诛”
可基本确定，王谊、宇文忻、梁士彦、刘昉、元谐、虞庆则被诛杀是因为他们触犯了谋逆大罪，突破了隋文帝的心理底线，罪有应得。
萧子宝“坐事被诛”王景“以罪伏诛”以及贾悉达、韩延等、刘昶、李彻、燕荣等人的情况亦是正常。元旻被杀则与隋文帝“颇信谗言”有一定关系。
待功臣不薄隋文帝虽然处分了一些功臣，但毕竟数量有限，若以开国功臣为考察对象，开国功臣共计 122 人次中，只有王谊、字文忻、梁士彦、刘昉、元谐、虞庆则、萧子宝、王景、王世积、史万岁等 10人被诛，只占8%左右。
再者，隋文帝待功臣不薄，隋文帝厚赏功臣，并且不忘功臣，追念功臣之功。
针对“性行轻险”的功臣与位高权重的功臣特别是武将，隋文帝“抑之”，不复任用他们让其颐养天年或将他们贬到地方，以“全其命"。
在地方任职的功臣年老之际乞骸骨或因病，大都被征还京师，甚至被赐以御药，功臣卒后，隋文帝也很是恋恋不舍。
隋文帝设想与功臣长享富贵，功臣“罪非谋逆，一无所问”，虽然因隋文帝猜忌心理严重，少量重量级功臣被诛，此外还有一些功臣获罪，但遭“诛夷罪退”的功臣也难辞其咎，并非隋文帝单方面使然。
从总体上来看，隋文帝的功臣故旧大多能够始终保全，隋文帝待功臣不薄，如隋文帝所言:“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