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某地某官员突然收到了一封来历不明的信。打开之后,此官员旋即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不敢声张,而后按照信的要求,向指定的账户汇了一笔钱。
该名官员之所以如此害怕,是因为信上的那句话捏住了他的命根子:我是一名陪酒的,你跟我云雨过的证据在我手上,马上给我汇钱,否则就找你麻烦!
其实在2004年,不光是一名官员收到了小姐的勒索信,还有其他的官员,也都收到了类似的信件。如果置身局外,人们可能立刻会猜到,这不过就是敲诈勒索,不用理会即可。
然而,事后的调查证实,有整整79名官员向所谓的小姐账户汇了钱。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一个个的官员急着汇钱,恰恰说明他们心里真的有鬼。
有意思的是,当年这起毫无技术含量的敲诈,是由老兰和老傅两个大老爷们儿一起实施的。被抓之后两个人交代,他们敲诈根本没有特定对象,完全是海量撒网无的放矢。
官员的各种信息,两个人是从各地的政府网站中获取的,至于瞄准的猎物是否找过小姐,他们根本不在乎。可值得一提的是,老兰和老傅刚刚实施了一个月,就有不少官员将钱打到了账户里。
而且,他们俩还不算太贪,每封信只要求对方汇款500。不过考虑到2004年工资和物价水平都还比较低,因此500块也不算是小数目。最终,两个人收到汇款39500元。
可惜他们还未享受自己的成果,就因案发被抓了。转过年来的三月份,老兰和老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和两年。虽然敲诈令人不齿,但官员轻易上当就范的做派,更是让人明白其中的“奥妙”。
何况,彼时用类似方法敲诈官员的,可不仅仅只有老兰和老傅。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收到敲诈信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确实不少,当年就连冯巩,也曾收到过类似的信件。这充分说明,社会对官员以及某些公众人物的行为,存在着相同的看法。
而从官员的角度看,那些乖乖掏钱就范的人,实际比两个敲诈勒索的人还要可恶。当时媒体上关于反腐,曾经有一个概念,说什么要将官员八小时之外的活动,也统统纳入监控视野。
听起来,这是对官员进行无死角的监督,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多大的腾挪空间。就像公款吃喝或者吃请一样,过去一些腐败分子都往豪华酒店和包厢跑,国家政策收紧后,这些官员干脆搬到了更隐蔽的地方。
这充分说明了什么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回到玩女人这件事上,即便没有找三陪,但是在腐败领域,围绕性的贿赂,不要说2004年,哪怕是到了19年后的今天,在官员群体中间还是未能杜绝和制止。官员们不知道收敛,针对此进行敲诈勒索的人士,同样也不会“失业”。
无独有偶,就在老兰和老傅敲诈得手期间,身在贵州的朱应涛和陈仲军,也在用同样的办法“搞创收”。不同的地方在于,朱应涛和陈仲军这两位思南县的农民,没有使用三陪小姐的欺诈方式,而是直接以杀手的口吻恐吓。
2005年春天,贵州思南县的多名干部,都收到了同样的恐吓电话。打电话的人正是朱应涛,彼时他身在厦门,远程对一个又一个官员进行敲诈。有些官员接电话后立刻掏钱,有不掏钱的,朱应涛就换个号码继续打。
所幸被吓住的官员居多。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朱应涛就用这法子聚敛了十几万块。眼看这是一门无本万利的好生意,他开始给贵州的其他县,比如印江、江口、德江等打电话。
可好景不长,2006年1月,朱应涛在厦门被抓。当年9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朱应涛既没有服刑,也没有被有效监管。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又跑回厦门打工去了。
到厦门不久,朱应涛便结识了同乡陈仲军,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再向官员进行敲诈。恰好朱应涛从报纸上看到,武胜县的一位局长,由于得罪了人,被杀手杀死。朱应涛计上心来,决定用类似的方法。
他和陈仲军先是新开了账户,而后又通过查询,获取了营山县某局的电话。朱应涛谎称自己是省里的干部,顺利通过工作人员要到了局长的联系方式。而后,两个人便把电话打给了局长。
电话打通后,朱应涛恶狠狠地表示自己是杀手,是专门来找局长麻烦的,但只要花钱就能免灾。营山县的这位局长当真被吓住了,几经讨价还价,最终他出了2000块买了平安。
眼瞧着动动嘴皮子就能挣钱,朱应涛和陈仲军更是喜出望外。全国几千个县市,单位更是不计其数,随便打几个地方就发了。此后两天朱应涛故技重施,阆中县和筠连县的两个局长,也都先后中招。
眼看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朱应涛决定提高价码。于是,宜宾的一位官员,直接转账一万块。浦江县多个部门的一二把手,也都转账了5000或者6000不等。金堂县的一位机关领导正在出差,接到电话就让下属给转去了5000块。
无一例外,这些接到电话的官员,既没有猜疑,更没有选择报警。有一位官员在接到朱应涛的电话后,赶紧通知家人让他们注意防范,可官员自己没想到,家人居然背着他,偷偷打去了5800块。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朱应涛和陈仲军,就给三十多位局长打去了电话。这些官员,全都是四川各个县市单位里的一把手。至于“成果”嘛,有17位官员都乖乖拿了钱。最少的给了2000,最多的一次就给了40000,前后加起来将近12万。
眼看钱越来越多,朱应涛和陈仲军的胃口也越来越大。2007年6月26日,朱应涛将电话打到了资阳县某单位张姓局长的办公室。和此前一样,朱应涛开口就是威胁,而且要求对方拿5万消灾免祸。
只是朱应涛没料到,对方没等自己说完就挂断了电话。那头的张局长很生气,他知道自己没有得罪人,认定电话是恶作剧。而朱应涛也懵逼了,打了这么多电话了,还从来没遇到头铁的。
于是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又把电话打了过去,张口就表示要砍了张局长全家。这下子张局长反倒怒火中烧,他直接选择了报警。警方根据电话以及账户,很快在厦门将朱应涛和陈仲军抓获。
前有79名官员被三陪女敲诈,后有17名局长遭杀手勒索。情况还是原来的情况,而中招的官员们,无一例外都是心怀鬼胎的。虽说朱应涛和陈仲军伏法了,但对官员的敲诈却依旧是正在进行时。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敲诈者的手法也在革新。
2014年,广州番禺,邢博义和妻子郝莱倩,决定用PS偷梁换柱的方式,对官员进行性敲诈。
夫妻俩利用网络,找了各种官员出席公开活动的照片。然后,他们又逐一查清了每位官员的详细身份。有了这些照片和信息后,他们通过一个懂PS的朋友,将一张张的照片合成了不雅照。
为了防止暴露行踪,在邮寄这些照片的时候,夫妻俩专门去了广州番禺。而后通过快递员,邢博义将430封信,邮寄到了全国各地。案发后邮递员回忆,那批信件寄往了四川、黑龙江、辽宁、吉林和山东。
寄信之后,妻子郝莱倩几乎每时每刻都会盯着银行卡,生怕错过转账信息。在这之前,邢博义已经根据官员的不同级别,制定了不同的价码。低一点的是6万元,最高的是50万元。
不久的一天,郝莱倩收到转账信息,整整20万!她立刻将这笔钱转到了其他10张银行卡上,而后她又跟丈夫一起,到双峰县甘棠镇一个ATM机上将钱全部取了出来。
究竟是哪个冤大头将钱打了过来呢?原来这20万,是黑龙江一位官员的弟弟打的。案发后这位官员的弟弟表示,有一天他帮哥哥取了一封快递,打开之后才知道是敲诈信和不雅照片。为了不影响哥哥的仕途,他就往对方指定的账户里打了20万。
20万到手,邢博义和妻子乐不可支。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成都一位收到信的官员报警了。那名官员被索要50万,而且时限只有三天。而这位官员没有犹豫,收信当天就选择了报警。
虽然邢博义和妻子使用的银行卡不是自己的,但警方顺藤摸瓜,还是抓获了向他们提供银行卡的人。邢博义和妻子还没有把钱捂热,很快就被警方抓获了。邢博义和妻子,以及向他们提供银行卡的人都被判刑。
虽然如今的敲诈运用到了PS的技术,但本质上的逻辑,还是和此前的三陪女敲诈一脉相承。与此同时,手机号码、银行卡等信息虽说实名认证了,但并不妨碍有人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敲诈官员。
根据2016年的一份统计数据看,类似的敲诈依旧管用,而且涉及到的金额,也从20年前的500块,上涨到了现在的千万级别。
据统计,这两年寄出去的敲诈信高达5217封,其中的受害人为331人,向敲诈者打钱的有78个人。敲诈的信件,依旧是PS的不雅照片。
78个人中,只有少数几个是商人老板,其余的都是政府或者国企的官员,有几个人还是厅级的干部。这其中,打钱最多的是141万。这个人,是天津的一名厅级干部。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案件被调查侦破,有些遭到敲诈的官员,随后也被调查并落马了。例如普洱市的水务局局长,上虞市的教体局局长。
除了有汇款的人之外,还有67人在收信后选择了报警,也有16人毁掉了信件和照片。而大部分人,在收信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根据警方的追查,5217封信,是被寄出去的。还有2352封信,没有被寄出之前便被警方查获了。所以加起来,这些敲诈信件总计有7569封。其涉及的金额高达7个亿。成功得手的金额为一千三百多万元。
从被敲诈官员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付钱还是不付钱,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比如上虞市的那名教体局长,在收信之后,分两次各汇款10万。这位局长很清楚照片是假的,但就是害怕照片被发到网上。
可对方在收了20万后却贪得无厌,继续写信让局长再拿30万。眼看对方还在要钱,局长无奈只能选择报警。到最后,事情终于越闹越大,局长也因为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被判刑。
同样,普洱市的那位水务局长,虽然收到的是假照片,可因为自己真有问题,也不敢不给钱。最后是钱给了,可自己也被查并最终锒铛入狱。
综合来看,敲诈官员的价码,也随着官员贪腐的金额在水涨船高。高达几个亿的价码,很难想象这项无本万利的“生意”,居然能有这么大的产值。可这个数字也恰恰说明,官员本身的贪腐金额,也在水涨船高。
另一边,敲诈者本身对官员的心思拿捏极其精准。无论是否有事,不雅照片本身就是对官员的极大伤害。这些人或是担心仕途受影响,或是担心东窗事发,总之极少有光明磊落敢于直接报警之辈。
所以说到底,不管接下来如何采取措施规避风险,针对官员的敲诈犯罪行动还是会持续。究其根本,这其实就像是“黑吃黑”。贪腐的人试图通过花钱的方式免灾,而向官员索要钱物的敲诈犯,他们本身也并非为了大义。
好在双方黑吃黑的举动,很容易掀起巨大的舆论狂潮,在客观上对于查获贪腐分子,倒是能起到正向作用。利用好这一点,便能揪出更多隐藏在暗处的蛀虫。
文|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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