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姬少华

曾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

沈泽民，浙江桐乡人，1902年6月23日出生，1919年投身于五四运动，1920年与张闻天一道赴日留学，1921年经胞兄沈雁冰（即茅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受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4月，沈泽民被中央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他在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书记期间，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兴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虽然他在当时形势下曾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但他在挫折面前，能够正视现实，认识错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他同留在根据地的省委成员一起，担负起鄂豫皖省委的领导重担，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坚持了大别山的革命斗争。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在大别山以身殉职。

沈泽民病逝后，由于当时战争环境恶劣，为避免敌人挖坟掘墓，省委常委郑位三负责料理后事时采取了就近秘密安葬的方式，参与和知道埋葬地点的人只有“很少几个人”，且“不叫讲”，以防泄密。随后，在沈泽民临终前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上，郑位三又作了补充，派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呈送中央。

虽然沈泽民的病逝及埋葬地点属于严格保密，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吴焕先、徐海东等都知晓，并留有确切的历史记载。

徐海东对此有下列说法：1934年4月，在商城县豹子岩，红二十八军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合。分别半年之久，战友见面激动万分。“焕先告诉我，自去年9月，在黄土岗遭遇敌人，主力转移鄂东北……在敌人的大包围中，日夜不停地和敌人周旋……当大部分苏区被敌人占领后，焕先带着一部分部队，在天台山、凌云寺、茅草尖一片狭小的山区打游击……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就是这样带着重病在天台山上牺牲的。”红二十五军老战士梅少卿的回忆与此相印证：吴焕先同志向我们介绍了红二十五军转移到鄂东北后的情况：“敌人集中了五十八、四十四、三十、三十一、八十九师和独立三十三旅等部，多次‘围剿’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辗转不停地作战，情形极为艰苦……在这艰苦的岁月里，省委书记因病重，牺牲在天台山上。”

沈泽民病故和埋葬地点在天台山，这本是不争的事实。1951年夏秋之交，中央老区调查团到鄂豫皖老区调查时，对此就没有争议。1963年春，湖北省红安县烈士陵园修了沈泽民、吴焕先、蔡申熙三位烈士墓，并请董必武题写了沈泽民的墓碑，但仍承认“沈泽民于1933年11月病故于红安、新县交界之天台山”。与此同时，河南省新县卡房也修建了大地烈士陵园，将分散于卡房各处的烈士墓集中迁到这里，其中就有原埋葬于天台山枣林村的沈泽民烈士墓。

对沈泽民病故地点和埋葬处的历史争议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见诸于红二十五军战史办公室依据汤文德等人调查情况整理的《关于沈泽民病逝情况及有关问题的调查》。这篇调查说：“1982年11月中旬至1983年1月上旬，我们结合收集红二十五军战史的有关资料，对沈泽民病逝的时间、地点及葬地等情况作了调查。关于沈泽民病故的时间、地点及埋葬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1963年红安县曾移过一具沈墓的遗骨，现安放在红安革命烈士陵园，墓碑是董必武写的；一种是新县1963年移过的一具沈墓遗骨，现安放在新县卡房烈士陵园。两处都说自己移取的是沈泽民遗骨，而两具所取之处又不在同一地点，这样就出现了两具沈的遗骨和两处沈墓。”

此后，陆续出版的党史资料就出现了关于沈泽民病故地点和墓地的两种说法，即“红安说”和“新县说”。

影响最大的说法当属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原红二十五军战士刘华清上将题名的《北上先锋》。1996年10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放了大型历史文献片《北上先锋》，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转战千里，先期到达陕北的艰苦历程。这部大型文献片明确指出：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同志病故和埋葬于河南省新县卡房乡。

要弄清沈泽民的病故地点和墓地，不能拘于各种现成说法，而必须深入到历史实际情况中去考察，把握与之相关的人和事及其内在联系，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的结论。现依据历史资料整理出反映沈泽民病故前的行踪大事记（1933年9月至11月）：

9月2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商城大埠口附近举行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转赴鄂东北。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沈泽民、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高敬亭、郭述申等。

10月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于麻城黄土岗附近通过潢（川）麻（城）公路时，遭敌三十一师两个旅南北夹击。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被分为两部分，省委和军部率2000余人进至路西（省委领导有沈泽民、吴焕先、戴季英、高敬亭）；后卫部队1000余人被截断在路东（省委领导有徐海东、郭述申）。

10月7日，省委和军部率进至路西的红二十五军大部，经董家畈、诸婆寨、凤至山等地到达紫云寨（位于红安三区），与鄂东北道委和红七十三师会合，并决定部队在内线以团为单位分兵游击。敌人乘红军分散活动之机，集中数个师于10月14日开始向紫云寨周围“搜剿”。

10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紫云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沈泽民、成仿吾、徐宝珊、郑位三、吴焕先、戴季英、高敬亭等。这次会议原准备全面检查斗争方针，总结经验教训，作出指导今后斗争的各项决议，但由于敌人进攻，会议“不过一天即了”。

10月19日，敌人以七个团向紫云寨进攻，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坚决反击，掩护省委、政府机关和群众突围。但省委驻地紫云寨和“红安三区已被敌人占领”。

10月下旬，省委、军部和二二四团转至天台山活动。内线分兵失败后，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余部和二一七团余部先后到天台山与二二四团会合。“在鄂东北地区，红二十五军主力只剩下1000多人。”

11月4日，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指挥二二四团（由二二四、二二五、二一七团合并），从天台山出发乘夜奇袭黄陂站，缴获一批物资。

11月10日，沈泽民带病完成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这篇长达1.4万字的报告，是沈泽民于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之后，在辗转游击过程中呕心沥血完成的。沈泽民是这样描述这篇报告的写作过程：“10月16日，开了第三次省委扩大会议……然次日敌情即异常紧张，此后是作战与行动中，无整日时间足以开会和写文章。泽民、仿吾亦同于疾病，亦无人写决议，故至今付诸缺如。”

报告中有下列内容涉及沈泽民的行踪：一是与郑位三有关。此时，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游击总司令部司令郑位三，长期驻鄂东北道委所在地——罗山卡房，主抓群众工作和地方武装，在组织便衣队运动方面卓有成效。

沈泽民在报告中说：“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等，都是按照游击总司令部整个的行动计划及指示去进行的。至于现在最有发展希望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运动……我们现在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与此同时，省委责成郑位三“在罗山卡房多次举办了便衣队训练班（每期约10天），轮流训练各乡的便衣队员”。二是沈对罗山四区（卡房）的情况了如指掌。

沈泽民在报告中谈及苏区状况时说：“故以今日苏区论……四区潘家河到高山岗、南区南部之土城寨至天台山黄英寨、罗山四区，今整个无匪；宣化店亦只民团（据报告）。此等区域皆为我游击战争的活动场。”“现在罗山四区、光山南区三乡、红安四区之一部及三区一小部分已被敌人造成荒土，罗山四区春耕被破坏，田野尽长荒草。”沈泽民在谈及转变斗争方针时说：“各区域开始以省委常委分担领导，在南区和罗山四区一带，开始在这个方向进行。”

11月18日，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再袭黄陂站，歼敌民团两个中队。敌第十三、第三十二师和第四十四师各一部向红军合围时，红军则转向罗山南部，沿途连续袭击三里城、大新店，消灭民团数股，然后在罗山县彭新店以西新府附近会合二一九团，将该团编入二二四团。至此，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的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共1000多人。

11月20日，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病故，其后事由省委常委郑位三负责料理。

9月至11月，卡房根据地恢复。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之后，鄂东北道委长期坚持在卡房地区。9月15日，光（山）罗（山）边各地便衣队在高山岗召开联席会议，一致行动，摧毁了敌人设在卡房居畈的“办事处”。随后，徐宝珊、郑位三率鄂东北道委由牛冲一带山上迁驻到潭洼等村庄，跑走的群众逐渐返回，革命政权和武装也相继恢复和发展，红军在卡房建立了后方医院（医院政委为熊德安，有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数十人）。“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到11月底，红二十五军在天台山（卡房）和西高山（今新县董店西部）地区恢复了两小块游击区域。”

从上述史实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一是由于敌人重兵“围剿”，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从红安三区紫云寨突围后，其活动中心区域移至环境较为稳定的天台山卡房地区；二是省委书记沈泽民随红二十五军军部行动时间为多，与吴焕先保持了密切联系，而吴焕先率部队游击活动是以天台山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三是沈泽民病故前两天，吴焕先率部再袭黄陂站。沈病逝后则由活动在天台山卡房地区的省委常委郑位三料理后事，吴焕先返回天台山时，对沈泽民病逝、埋葬的情况作了清楚的了解。因此，吴焕先才能在四个月后与徐海东会师时说：“沈泽民病故于天台山。”

实事求是地考证沈泽民的逝世地点和墓地，首先要认真分析1983年1月红二十五军战史办公室为何采信“红安说”，而没有采信“新县说”。

在这份由红二十五军战史办根据汤文德等三人调查情况整理的《关于沈泽民病逝情况及有关问题的调查》中说：“调查了红安县烈士陵园沈墓的情况后，我们又到新县，调查了新县卡房沈泽民墓的情况。据介绍，这里的沈墓遗骨是1963年从老君山的枣林山取回的。据卡房公社原民政助理员徐明忠讲，1963年移沈坟时，是他一手经办的。沈泽民去世和埋葬地点的情况，是由徐玉才提供的。

徐玉才当时是红军的交通员，是枣林山的老住户，现已死了三四年了。徐明忠还提供了他们1980年7月13日的一份调查情况。调查情况中的被调查人叫林大焕。据林大焕讲，1933年秋，山上的树刚开始落叶，红二十五军和省委机关转移到高山岗。沈泽民当时病得很重，由几个人抬着也随部队来到高山岗。

原鄂东北道委宣传队宣传员林大焕1980年提供的材料证明

林大焕当时在道委宣传队当宣传员，部队转移到高山岗时，他同许多人都在场。沈泽民眼看是不行了，沈就对身边的人说：我们的人呢？我们的部队呢？我要看看我们的部队。这时，红二十五军全体集合在高山岗一块较大的草坪上，分长枪、短枪、机枪，各按三排列队，以三路纵队在沈泽民面前通过。

这时，沈泽民满意地说：‘我们的人还不少，部队还不错。’由于当时情况紧急，部队又很快由高山岗往别处转移，沈泽民由别人抬着随省委机关一块到达枣林山后，因病情严重，不能再随部队转移，就留在枣林山。过了一天，沈泽民不幸逝世。病故后就埋在枣林山村屋山头边。当时枣林山是个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小山村。沈泽民病逝情况和埋葬时林大焕不在场，他随道委到别的地方去了，过几天回到卡房后，才听别人告诉他的。我们还到卡房烈士陵园，看到被认为是沈泽民墓的墓碑上刻的是沈在明，1933年10月病故。”

认真分析这个调查情况，红二十五军战史办公室没有采信“新县说”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看：一是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调查人员先去红安，看到了董必武题写的沈泽民墓碑，听取了红安方面相互“印证”的介绍，即“调查了红安县烈士陵园沈墓的情况后”，才“又到了新县，调查了新县卡房沈泽民墓的情况”。

二是地名有误。调查人员没有认清天台山与老君山的方位，从而把地处天台山西麓的卡房枣林山误认为“老君山的枣林山”，形成了沈泽民病逝地点在老君山一带的错误判断。三是缺乏深入调查研究。调查人员对主要见证人林大焕高山岗相见的情景、目睹病重的“沈泽民由别人抬着随省委机关一块到达枣林山”的情景、“病故后就埋在枣林山村屋山头边”的情景都未加重视，而仅凭“沈泽民病逝情况和埋葬时林大焕不在场”就予以否定。

从客观上看：新县当时所提供的证据不充分，未能及时地就此问题的时间、地点、原因、结果进行全面、系统的考证，以至于出现见证人提供的重要线索未得到深入挖掘，所取得的证据只道出其然，而不能证明其所以然，甚至连以前移墓时因方言错写的“沈在明”也一直未加更正。这种情况，难免会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

大量事实证明，《北上先锋》所认定的沈泽民病逝地点和墓地在河南省新县卡房乡，是符合历史的。

第一，主要当事人郑位三在新县卡房。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病逝后是由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负责料理后事的，沈泽民临终前向中央所作的报告是由郑位三签署“补充报告”后派省委交通员石健民送达的，这些均有确凿的历史记载。而当时郑位三正在新县卡房举办便衣队培训班，且这里既是鄂东北道委所在地， 又是当时在敌人疯狂“围剿”的恶劣环境下保持局势相对稳定的游击根据地中心。从当时的环境、主要当事人所在位置上看，沈泽民的病逝地点和墓地是在地处天台山的新县卡房一带。

第二，红二十五军两任军长都说沈泽民病逝于天台山。沈泽民病逝前，鄂豫皖省委常委吴焕先任红二十五军军长，与省委书记沈泽民有密切接触，对沈泽民的行踪和病情最为了解。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再袭黄陂站之前，是在天台山与病重的沈泽民告别的，然后于11月18日再袭黄陂站，歼敌两个中队。吴焕先率部转战罗山县南部“彭新店以西新村附近会合第二一九团，将该团编入第二二四团”之后返回天台山时，沈泽民已病逝天台山。故吴焕先根据他与沈泽民告别时的情景和当时正在罗山卡房的郑位三负责料理沈后事的情况，应该知道沈泽民的病逝地点和埋葬处，并将此情况告诉了徐海东。

由此可见，沈泽民病逝于天台山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沈泽民的病逝地点和墓地究竟在天台山的何处呢？经过深入调查和考证，有下列历史证据证明是在天台山西麓的新县卡房乡枣林山村。

其一，时任红二十五军军部军医的张良德以其亲历证实：“关于沈泽民的死，我当时在军部搞医，经常看到沈泽民，他个子不高，身体不好，平时饮食量很小。他是患病死的，当时正打摆子，还老咳嗽，我们行军抬着他。他是死在罗山的卡房，靠近一个小村子。死后用草盖着，晚上送到一个小山的石空子下边，用土埋了。当时很秘密，首长死了不叫讲，有的同志偷偷流泪。很少几个人送去埋的。时间大约在（农历）十月间。”

其二，时任红军秘密交通站交通员的张宗昌以亲历证实：“我家住枣林山，离枣林山半里路的西大山，有红军洞，里面可容30人。红军游击时期，红军洞建有红军野战医院，洞外搭有棚子。我家是红军的秘密交通站。1933年冬天，红军战士从高山岗抬来一位红军首长，放在我家西头房子里治疗，首长病势严重，上午来的，下午就咽气了。天黑时部队战士用我家两块门板，在屋山头边将那位首长掩埋了。当时还留下借用两块门板的字据，说等天下太平了这字据有用。因连年打仗，兵荒马乱，将字据丢了。1963年迁葬烈士墓时，当时墓穴里有尸骨，有大氅的大铜扣子三枚，有门板上的老铁门款子。”

其三，时任鄂东北道委交通员的徐玉才亲自指认沈泽民原葬地点在“枣林山屋山头”。1980年7月21日，原卡房公社民政助理徐明中以当事人身份证实道：“1963年移坟时，我是卡房公社民政助理，是我一手经办。沈泽民去世和埋葬地点的情况，是由徐玉才提供的。徐玉才当时是道委的交通员，他是枣林山的老住户，1938年办联合办事处时才从枣林山搬下山来的。他已死了三四年了。1963年移坟时，每个烈士按100元安埋费。”“徐玉才带着移坟人员，在枣林山湾后找到这个土坟，将坟中的人骨装入新做的棺材，迁埋到烈士陵园。当时掩埋沈泽民的人，并不十分清楚沈的真实身份和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位红军首长，因此石碑上刻‘红军首长’，中间刻‘沈在明’三个字，下端刻原葬地点‘枣林山屋山头’。当时刻姓名将‘明’同音替代‘民’，卡房的方言中‘泽’与‘在’不分。”

其四，具体负责迁移烈士墓的当事人胡应德以亲历证实：“1963年我担任胡湾大队党支书，当时公社民政助理徐明中让我负责，将散落在卡房境内各处的烈士墓集中到一块，建一个烈士陵园，以便人民群众好纪念先烈。地址就选在我村公路边申楼村民组对面的李家沟，叫大地烈士陵园。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迁来有69名，有的知道名字，有的不知道名字，其中有沈泽民、舒政委。从枣林山村民组迁埋沈泽民的遗骨是由我起取的，墓穴里有大氅的大铜扣子、门的铁款子。用白布卷着尸骨，外面还用棉絮包着，捆好用篮子挑到‘大地’，民政做有棺材。在场起坟还有张宗昌、胡廷银等人。墓碑上的字是我刻的，当时我可能听错了，将‘沈泽民’刻成‘沈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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