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蔡乐渭

新冠疫情期间，各高校对出入校园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疫情结束以后，多数高校虽然放松了管控，但对非本校师生员工的出入仍然实行较严格的限制。比如，校外人员进入校园需要提前预约，要刷身份证进入等；个别高校甚至规定入校要事先经过专门的批准，未经批准则不得进入，而对于一般公众而言，这种批准是无从获取的。

高校是否向社会公众开放，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涉及到高校是否可限制甚至禁止社会公众进入学校。但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涉及到，无论法律如何规定，高校应该对开放校园抱持何种态度的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看，《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据此，高校具有自主办学的权利，特定学校可以自主开展包括校园管理在内的内部管理活动，可以决定是否向社会公众开放校园。在此意义上，高等学校决定实行封闭管理或对社会公众进入校园进行限制，乃是其办学自主权范围之内的事项，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但是，高校限制社会公众进入校园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就是适当的。相反，无论从当前的法律规定看，还是从高等学校的性质看，乃至从实际管理的效益看，高校向社会公众开放校园都应该是一种常态。

首先，《高等教育法》尽管规定了高校具有办学自主权，但同时更规定，高校“应当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是面向社会基础上的自主办学，而不是封闭办学。尽管特定高校限制社会公众进入校园并不等同于与社会隔绝，但至少与向社会公众开放相比，后者是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更符合法律有关“面向社会”的要求。

其次，我国大部分高校都是公立高校，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高校，更是多属公立高校；即便是私立高校，也在经费、税收等方面享受着公共财政的补贴或优惠政策。换言之，中国的高等学校，或多或少，都是带有一定“公”的特性。对于公立高校而言，作为公物，它承担着服务于公众的职能，原则上应该允许公众进入和参观；对于私立高校而言，由于其也带有一定的“公”的性质，它也不能完全如通常的私人财产或场所那样进行封闭的管理。

再次，从高等学校本身的定位来看，它也应该向社会公众开放的。根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我国高校具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基于此，高校也应该努力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尽可能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保持对社会公众的开放性。不仅如此，高等学校作为知识、文化和思想的创新者、引领者，这一特性本身就要求它们应该秉持开放的心态。如果连向社会公众开放校园都无法做到，那么，难以想象这样的高等学校可以真正成为进行有意义创新的主体。开放校园是开放心态的反映，有开放心态尚且不一定能创新、引领，一旦失去开放心态，则更难言引领、创新。

最后，对社会公众实行严格的限制，尽管可给校园带来秩序和安全，但秩序和安全不应该是高校追求的全部价值，甚至不是主要价值。从管理效能的角度看，高校对社会公众进入校园的严格限制，反而可能带来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例如，一些著名高校限制入校以后，带人入校就成了一门“生意”，甚至形成了一条“产业链”，还可能夹杂着腐败现象。可见，严格的限制入校，有时可能带来高校形象的恶化、风气的败坏和腐败的滋生。

基于以上原因，高等学校若无特殊情形，原则上应该对社会公众开放，对进入校园的社会公众，除必要时实行与校内人员同等的安检措施外，不应该施加其他限制。

当然，对社会公众开放也不是绝对的。有些时候，当进入特定高校的人员过多，以至于影响到教学、科研活动的正常进行时，则可实行一定的限制。例如，可以考虑以不影响教学、科研活动为标准，实施限额预约入校，约满为止；在必要且条件成熟时，特定高校也可开辟对外开放的区域，限定社会公众的参观路线和范围。

但无论如何，对高等学校而言，校园向社会公众开放应该成为常态，对社会公众实行限制应该属于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