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置沿革”是一个从方志学当中总结出来的词汇，通常是指某地名称的来源、行政机构的设置和历史衍变，在这里指都邑赋所涉及都城的建设历史和当代定都、建都的过程，这部分的内容是都邑赋中不可缺少的，通常作者在开篇就会对所写都城的历史由来进行介绍，以作为赋的背景信息。
建置沿革杜笃、班固及张衡都在赋开篇不久，就讲述了长安城的建置及发展，战国时期秦孝公占据雍地和岐地，建都咸阳，秦穆公听从上天的指示，礼贤下士，任用谋臣，后统一六国。暴秦被灭，上天授命于刘邦，汉高祖听从娄敬和张良的建议，都关中为王，建都长安。都邑赋写作具有一定模式，其中对城市的建置沿革的描述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历数城市的发展变化，相当于是对城市历史变革的一种历数。
都邑赋以城市为载体，在叙述过都邑的建设历史和外部地理环境之后，对都邑的城池规模、城市建筑及所设行政机构的描写，完成了对城市内部格局的填充。
古代城市的建设除了要考虑自然地理的防御功能外，城池也担负的极重要的军事防御功能，作为保护城市的最后一道屏障，在负担军事职能的同时也要符合传统礼制。城墙的高度厚度，城门的数量都有一定的讲究，西周时期，天子、诸侯国及士大夫的城墙、宫室都严格按照礼制建造，不得僭越。古代测量都城、宫室汉魏六朝都邑赋中对所写都邑的规模首先从城墙的高度、城门和街道的设置方面进行了描写。
以“万雉”言其髙大是夸张的说法，说明城墙坚固，城墙四面，每面三门，共有十二个城门，每个门都对着一条街道，街道以经纬的形式排列整齐，街道之宽可以并行十二辆马车。张衡《东京赋》中洛阳城“经途九轨，城隅九雉。”城墙高九雉，城内经纬各有九条路，每条路可供九辆马车并排行驶。三国魏的刘劭在《赵都赋》中写到赵都邯郸城之规模：“尔乃都城万雉，百里周回。九衢交错，三门旁开。”
“万雉”也是言城墙极高大，城墙四周长百里，每面城墙开三门，城内九条街道经纬相错。三国时期吴国的建业城与以上城市的规模有所不同，“郛郭周匝，重城结隅。通门二八，水道陆衢。”有两重城，大城里面有小城，有八个水门，八个陆门，车和船都能直接进入城中。
两汉魏晋时期对城市的规模没有像先秦时期那么严格的等级划分，但从都邑赋中涉及都城规模的数据可知，此时期都城建设的规模仍然沿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城内街道经纬相错，整齐排列。
除了吴都建业城有“通门二八”这样的偶数，其它赋中城墙高度、城门和街衢数量的数字都是奇数，且多为“三、九”之数，这与中国古代的数字崇拜有关。在中国古代，偶数是阴数，奇数是阳数，象征天、君、父、男，“九”自然是阳数之极。在这种观念下的都邑建筑多用数字“九”，象征皇权尊贵。
城市格局城墙是城市的外围建筑，城市的格局是由城内的具体布局决定的。根据都邑赋的内容，可以对当时城市布局的情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其中涉及城市布局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日常生活所在的坊市，是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反映，这其中包括平民居住区、贵族居住区和商业贸易区。一部分是皇家所在的宫室，其中包括行政建筑、礼制性建筑、后宫建筑。
百姓居住的地方被街道分割成整整齐齐的区域，房屋栋檐都整齐排列，城里的贵族住在西京的北城，在未央宫北阙一带临街而居，朱紫色的房屋华丽而坚固，国家的兵器库就设在这一带。长安城中有相互联通的九市，市中设有五层高的市楼，用来观察市场的贸易，市场中有专门掌管物价的官员，货物繁多，商客往来，川流不息。
从王虡的《洛都赋》中“肇建三市，廛开疆理；列肆云曼，修层高峙”可知洛阳有三市用于贸易，货物云集，商铺高耸。左思《三都赋》中蜀都的平民居千门万户相接连，高门大户的富贵人家对街而居，其贸易区在成都城西面的小城中，商户百千，货物堆积如山，当地所产的邛杖和果酱都贩卖到四方，丝织业最为繁荣，蜀锦千金难求。
据《三都赋吴都赋》描写，吴都建业的民居住在建业城南，自宫门南出七里，夹道的府寺屯营等机构相连而列，百姓小吏则居住在横塘、查下两个地方，以长干为居住单位。商业贸易发达，因为吴都临水而建，城内有水路，故“楼船举帆而过肆”，船马并通，水陆交通便利。
《魏都赋》中民居在长寿、吉阳、永平和思忠四里，而皇亲国戚住在皇宫东面的长寿和吉阳二里。邺城同洛阳一样，开三市以供贸易，市中设有旗亭监管市场秩序，市场内车马往来不息，八方商客都以约定成文的规则进行贸易，白藏库中所囤积的货物比得上大内，丰富量多。
皇家宫室占据着城中绝大多数的区域，而且要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行政建筑是一个都邑的核心所在，依附其存在的国家礼制性建筑和后宫建筑群都围绕在它的周围。
西汉都城长安的行政建筑是未央宫，承担国家日常政务的处理，皇帝在这里接见朝臣，处理事物，宫中有天禄阁、石渠阁和兰台这样典藏书籍的机构，也有虎威、章沟二更署及承明庐、金马署等负责宫内日常事物的机构，这些机构都有人日夜轮换值守。宫城四周有重兵把守，昼夜巡逻，以卫皇城。
未央宫北面的桂宫和北宫，东北方向的明光宫，西面的离宫建章宫，东面的长乐宫，是围绕在未央宫周围的后宫建筑群，各宫之间有楼阁辇道相互连接，各宫中都有殿阁若干，班固在《西都赋》中罗列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等宫观为帝王及后妃们日常活动场所，罗列掖庭、椒房、合欢、增城、安处、常宁、苣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鸯、飞翔十四个后宫宫殿为后妃居所，“后宫之号，十有四位”，按等级高低住在不同的宫中，宫室建筑溢光流彩，雕刻栩栩如生。
都邑赋有关东汉都城洛阳的描写侧重于它的典章制度是否合乎礼制，所以颇多内容涉及礼制性建筑，比较典型的是负责朝会、祭祀、庆典的三雍，即明堂、辟雍和灵台。据《后汉书儒林传》载：“中元元年，初建三雍”，应为汉光武帝时期所建。用以“规天矩地，授时顺乡。”、“因进距衰，表贤简能。冯相观禝，祈褫禳灾。”
《东京赋》中张衡记述了在分别于辟雍、灵台和明堂举行的祭祀、祈福以及朝拜的活动，是国家礼制的象征。班固《东都赋》末尾处对比西都长安的骄奢淫逸之风，言明东都的灵台、明堂是为考究天人之际，法阴阳之会所建，辟雍是为宣传德化而建，且结尾有颂礼制、书正道的五首诗歌，其中前三首就是《明堂诗》、《辟雍诗》和《灵台诗》。
关于洛阳城宫殿的描写较少，《东京赋》简单记述显宗时期翻新崇德殿，修建德阳殿，洛阳宫中还有含德、章台、应门指的是宫中的中门，宫殿以其名来彰显君主的贤德。此外还有永安离宫的描写，简单描述其四面建筑，点明“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一切以法先王之度，合乎礼制为标准。
《三都赋》中蜀都和吴都并未涉及后宫建筑和礼制性建筑，只是对具有行政意义的殿堂庐署有所提及。蜀都最东面的城门叫阳城，宫中殿堂有议殿和爵堂，宫中之门名为武义、虎威、宣化、崇礼，承明庐设在石渠门外。
吴都的寝庙设在武昌，离宫设在建业，建业城内有太初宫，宫中正殿名为神龙殿，另有临海殿和赤乌殿，宫中东门为弯骑，西门为临硎。三都当中魏都所用篇幅最长，描写最为详尽，但基本上都是处理政务的殿堂及后宫建筑群，并未出现对礼制性建筑的记述。
魏都邺城宫中正殿名为文昌殿，殿前设钟虡，薛综注：“其铭曰：惟魏四年,岁在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锺，又作无射锺。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设锺虡於文昌殿前，所以朝会四方也。”文昌殿道路四面通顺，常被用来朝会宾客，觐见群后。
文昌殿东是听政作寝的内朝，听政殿前面有名为宣明、显阳、顺德、崇礼的门，值事房、收藏刑典处、朝臣及内侍轮值之处、膳食署、内医署、药剂司等机构都在听政殿前面，听政殿后方为皇帝后宫，有鸣鹤堂、楸梓坊、永巷、木兰坊、文石室等宫室，且后宫设有温室，文昌殿西是铜爵园，铜爵园西面有三个高台，中间的是铜雀台，南则金虎台，北则冰井台，冰井台上有冰室。铜爵园中设武库禁兵，戒备森严，以守卫宫城。文昌殿西还有玄武苑，苑中水草丰茂，有珍禽异兽。城西南还有十二燈天井，供应城内居民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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