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节目《她的房间》第一集，时隔22年，主持人张越与刘小样再次进行对话。
“没什么，都是西西弗斯的石头，”刘小样这样形容自己之前的生活。张越被这句话久久地震动。“她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人类的宿命，不都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吗？”
（图/受访者提供）
两通电话，三个女人
故事从一通电话开始。
2001年秋天，关中平原上一位名叫刘小样的普通农村女性，给当时国内最早的女性电视栏目《半边天》打去电话。此后，她又给栏目组写了数封长信，诉说自己生活中的苦闷、躁动和渴望：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集，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要打破它，你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去遵守这些规矩。”
这些朴素、未加修饰、刺破生活真相的话语，深深震动着栏目组的每一个人，包括主持人张越。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夜，张越带着《半边天》栏目组，从1100公里以外的北京来到了陕西咸阳附近的一个村庄，推开了刘小样的家门。
坐在自家的二层红砖自建房前，穿着一身大红色外衣的刘小样，发出了新世纪初一个普通农村女性最深切的声音：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来自关中平原的声音，每一个字都振聋发聩。（图/《我叫刘小样》）
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引发大量观众共鸣。很多媒体同行、机构找到张越，想要刘小样的联系方式，希望能跟她聊一聊，看看能帮她点什么。
刘小样统统回绝了。她跟张越说：“我心里特别不平静，但是我没有机会改变了。如果我是我们村里那些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我就走出去，去城市里面，去闯出另外一个更大的世界。但是我现在走不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学历又低，又没什么专业技能，我到城市里面能干什么呢？我只能在家里边守着，特别不甘心、特别难受地这么熬着。既然我已经走不了了，你就别让那么多人来诱惑我。”
那期节目结束了，谁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时的节目、一群一阵风似的来了又走的“城里人”，在刘小样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震荡。张越则继续在中央电视台做着主持人的工作。和刘小样相比，张越有着看上去更加丰富、宽广的生活：她在演播室与不同性别、阶层、身份、地域、文化背景的人交谈，也带着摄制组上山下河，走遍大江南北，去过高山、矿井，也去过那种从来没有外人去过的山寨、不通路的山区，数十年如一日。
媒体人张越。（图/受访者提供）
后来，张越的手机坏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家庭地址因这次故障同时丢失。刘小样手机里则始终存着张越的电话号码，但10多年来，她一次也没有拨通那个电话。“她就是不找我——她是一个非常有自尊、内敛的人，她绝不会无缘无故地给别人添麻烦。”张越解释道。
故事似乎到这里就结束了。直到2021年，《人物》记者安小庆将《半边天》、张越与刘小样的交集从自己手机备忘录的选题表中翻出来，故事有了后续。经过不懈的努力，安小庆找到了20年后的刘小样，深入采访后，发表文章《平原上的娜拉》，在全网引发热议。
20多年前，大凉山深处，一个将近零点的周末深夜，正在读初中的安小庆在电视上看到了重播的《我叫刘小样》。“和许许多多的观众一样，我被镇住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家媒介平台上，看到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讲述自己对存在本身的不满和困惑。那时我还没有念中文系，不懂西西弗斯，不懂现代性的张力，也不懂娜拉和女性主义。”
那个关中平原土色背景下的大红色身影，一直扎根在安小庆的脑海深处，促使她在成为记者的若干年后联系到张越，追寻在平原上“发着一场旷日持久高烧”的刘小样。三个女人联结、接续了这段跨越20多年的故事。
从左至右依次为张越、刘小样、安小庆。（图/受访者提供）
2024年年初，电话再次被接通，这次是张越给刘小样打去的。张越问刘小样在干吗，刘小样正在地里，她说：“当时做了个节目，好多人都说我挺有思想的，觉得我好像得干点什么事业，写个书啥的。其实我文化低，没写出来，好多我想干的事我都干不成，我也不会。可是我会种地，我种地种得可好了，村里人都说我种得好。我现在站在我种的庄稼面前，看着这一大片麦子，我可舒心了。”
挂掉那通电话，张越特别高兴，她放下了一百个心。那天，张越做了一个决定，她跟刘小样说：“咱俩再聊一次好不好？”
她的房间，谁的房间？
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长篇散文《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在书中，她探讨了社会上针对女性的孤立和不公正现象。她说，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的房间”指的不仅是女性经济独立、生存创作的物理空间，同时也是女性内心的精神空间。
12月18日，《她的房间》在优酷人文独家播出。节目通过寻访人张越的视角，以访谈、对话的方式，针对8个当下重要的女性议题进行讨论，提供女性成长的切面和样本。
《她的房间》第一期，就是张越和刘小样跨越22年的对话。《半边天》中，刘小样的第一个镜头，是她在光线昏暗的厨房里做油泼面，招待远道而来的栏目组；《她的房间》里，她的第一个镜头同样在扯着油泼面。不同的是，如今她家的厨房变得窗明几净，墙上贴着亮白色的瓷砖，农村传统的烧火灶台也变成了西式厨房，煤气灶、微波炉、抽油烟机，一应俱全。
房子也是崭新的。原本的二层红砖院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白色大平房，门前开满了紫茉莉和玫瑰，墙角的三角梅是刘小样从南方带回来的，可惜只开了一次，现在只长叶子，不再开花。一切都说明，生活正在变好。
“她们就是普通农民。直到现在，刘小样也是种着10亩麦子的普通农民，她不是发了财的人，但是她的房间变干净了，变漂亮了，生活条件也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好。”看到刘小样家中环境的变化，张越挺高兴的。
22年过去，刘小样的面容变了，又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新节目中的她变得更加圆融、憨态，眼角的细纹变多了，一笑就藏不住，颧骨依旧高高的，嘴唇上的口红颜色盖过了脸蛋紧致处的红。她不再穿着人们印象中的大红色衣服，而是穿一身简单利落的T恤衫、牛仔裤。
如今的刘小样，变得更加圆融。（图/受访者提供）
22年前，拍摄结束后，张越回到县城的宾馆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刚要出门，房间的门突然被撞开，刘小样冲进来——她从村里追到县城，追到了栏目组入住的宾馆。她扑到张越怀里，开始长时间的大哭，哭得张越手足无措，张越只能等她哭完。刘小样说：“你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走了，又剩我一个人了。”
22年后，张越、刘小样、安小庆三人在云南大理再次相见。经历长时间的飞行、乘车，刘小样深夜才到客栈。“她不常出门，又敏感，又失眠”，张越担心她到了陌生的地方睡不着觉。刘小样却睡得特别好。平常她一般6点醒，那天一觉睡到了8点。她说：“当时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走了就走了吧，你们走了，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你们又回来了。你们回来了，我就可以睡个安生觉了。”
张越和刘小样到安小庆家中做客。（图/受访者提供）
“你们城里人怎么这样？”
张越知道，这么多年，刘小样一定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
当年的她，不满足于现实，向往远方，表达过那么深刻的痛苦和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她说：“我要让我的生命中一直开着一扇窗，我绝不让自己哪都没去过，什么都不知道，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很满足。”她羡慕城里人，更确切地说，是城里的女人，“你们真好看，穿黑衣服都那么好看；你们什么都懂，什么都见过；你们又有同学，又有同事。”
这20多年里，刘小样不止一次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她去县城打工，去西安打工，还不够，她觉得诗在更远的远方，于是去了更远的南方打工。在家时，她给邻居种地；在外面，她当柜台的售货员，当寄宿学校的生活老师——这些都让她觉得有事可做。然而，每次打工过程中，但凡家里出事，比如婆婆病了、娃中考了、娃高考了，她都得回来伺候。
张越和刘小样时隔22年的再次对话。（图/受访者提供）
“作为一个中年女性，她一直放不下她家里的老老小小，但她又实在无法抑制对远方的渴望，所以她一次一次地去了远方，但是又得一次一次地回来照顾家庭。最后，她还是决心彻底放弃远方的梦，在家把老人都伺候走，把孩子都照顾大，慢慢地，也就留在家乡踏踏实实种地了。”张越能感受到，这个过程并不那么顺其自然，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刘小样对这个家庭的自我牺牲上。
然而，城市并不像刘小样想象的那么美好。打工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大致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的。在南方城市打工的时候，她看到马路边开着很多漂亮的花，她没见过，就问本地人“这是什么花”，被问的人都说不知道。刘小样向张越表达自己的不解，反复地问：“你们城里人怎么了？你们从来不看周围的东西，你们占有了那么多好东西，你们也不享用，也不关心，也不看。你们为什么不看看哪？”
刘小样依然爱花花草草，但她觉得，麦子收割时的那种黄色，比花还要好看。（图/受访者提供）
张越曾借着做节目的机会，带刘小样来北京散心。短短两天时间，刘小样哭了两回。其中一次是她去郊区看晚会，录制结束时已经很晚，几百个观众在门口排着队，找栏目组领车马费。“你们城里人怎么能这样？人家请你们看节目，你们排着队跟人家要钱，你不能自己想办法回去吗？你就非得去领人家的钱？”刘小样哭了，扭头一看，工作人员正在拆录影棚的景。她看到一群人在“搞破坏”，又伤心坏了：“你们怎么这么浪费啊，好好的东西，你们全给砸了。”
刘小样来了几次大城市，换来的是对城市生活的不解、对城里人深深的失望。慢慢地，她觉得，诗好像不一定在远方。
出走，还是留下
刘小样依然留在农村老家，没有去到更大的城市。
电影《立春》里，小城市的大龄音乐女教师王彩玲相貌丑陋，却天生有一副唱歌剧的好嗓子。她不甘心像周围的人一样过着平庸世俗的生活，一心要往北京跑。在那个封闭的小地方，王彩玲有着超越环境的强烈精神追求，然而，她与几乎所有人都有矛盾，与环境格格不入，没有办法正常地生活。
同道中人，惺惺相惜。（图/《立春》）
刘小样不是王彩玲，她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并不厌恶日常生活、讨厌那个环境里具体的人。农村妇女没事喜欢聚到一起聊天、打牌、嗑瓜子、说闲话，刘小样不爱打牌，也很少跟大家一起聊天，但她跟村里所有人的关系都特别好。“我们家里有个事儿，娃结婚，全村的人都来（祝贺），跟过节似的，我们没有矛盾。”这让张越特别惊讶——刘小样看上去那么怪异、与众不同，但周围人全然接纳她，她也没有跟环境对立。这是为什么？
后来，张越明白了。“因为她接纳别人。小样没有因为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要求，就觉得其他人很庸俗、很无聊。她对别人充满善意，所以别人对她也充满善意。大家只是各自干着不同的事儿，都有自我，互相接纳不同。这点她干得特别好。”简单地说，打牌的和看书的也能相容，这本就应该成为常识。
良好的家庭关系，也给了刘小样极大的精神支撑。在《她的房间》里，刘小样时不时透露出她跟先生王树生（小林）、一对儿女相处的温馨细节。
刘小样要来大理，小林提着行李把妻子送上车，车开出去了，小样还在车里频频回望留在原地的先生；平时闲下来，小林喜欢打牌，小样喜欢看书，两人互不干涉，也不会抱怨对方。有时候，小林会兴高采烈地回来跟老婆说：“听说哪里要扔书，人家不要了，走，咱捡去！”他就扛着一个口袋，去替老婆捡书。
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在城里工作，但因为惦记着妈妈，隔三差五地找机会回家。女儿会带妈妈去听音乐会，给妈妈买新衣服、新项链；儿子会给妈妈买百合花，买漂亮的本子，买本地没有的花籽儿……一家人都充满爱，都在付出爱，更幸运的是，他们付出的爱都有回应。
刘小样。（图/受访者提供）
《平原上的娜拉》发布后，在网上引起轰动，以至于现在“平原上的娜拉”成为刘小样的代名词。可是她却不高兴。她说：“别管我叫娜拉，我不是娜拉，娜拉扔下家走了，我不会出走的。我绝对不会不管我的家，绝对不会不要我的娃。”
她不仅爱儿女，也爱女婿和儿媳妇。她用的词是“爱”。她解释道：“‘喜欢’是你只喜欢你喜欢的，而‘爱’是连喜欢带不喜欢的、连优点带缺点，你都喜欢，那才叫爱。”
“没什么，都是西西弗斯的石头”
刘小样看书不成系统。几十年来，没有人要求她，也没有人跟她交谈，她会默默地找书看，东捡一本，西捡一本，也不知道是什么，没头没尾地看。她家里有一摞小本子，看到有共鸣的文字，她就摘抄下来，一边抄，一边写自己的感受。
她听别人说，《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好，就找来看。看完之后，她不喜欢，因为里面的主人公不管自己的老婆孩子，出去追求什么艺术，她觉得不能这样。
张越说：“小样是因为特别诚实，所以她才可以非常敏感。小样作为一个诚实的庄稼人，她不认为追求艺术就比在家干农活要高级，艺术就比家人更重要。她知道常理是什么，所以觉得那样做不对。”
刘小样在日常中保持精神的独立。（图/受访者提供）
刘小样也看过《老人与海》。老人孤身在海上捕鱼，84天一无所获，费了好半天劲儿，终于钓到一条大鱼。但大鱼在返航途中被鲨鱼吃了，最终老人只拉回一个鱼骨架。很多人都觉得老人失败了，刘小样却觉得他是个英雄。“我们用尽全力，该做的已经都做了，结果是什么我们不问了。”
“没什么，都是西西弗斯的石头”，刘小样这样形容自己之前的生活。张越被这句话久久地震动。她没想到，刘小样也在研究加缪的哲学，而她的理解和描述又那么准确。“她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人类的宿命，不都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吗？西西弗斯往山上推石头时，脸紧贴着巨石，腿像柱子般扎根在地上，用尽全身力气把巨石推到山顶，刚到山顶，石头滚落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人类终其一生就处在这样的奋争里，时而像个勇敢的抗争者，时而像个沮丧的失败者。从加缪的荒谬哲学中，刘小样读出了她自己的人生，读出了我们所有人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她不光替自己活明白了，她还替我们大家活明白了，她活出了一种我们该有的样子。”
两位女性，互相欣赏。（图/受访者提供）
从刘小样这些独到的见解中，张越感受到她这20多年来的向往、挫折、抗争、失败，再抗争。“她的内心一定经历了千锤百炼，才完成了如今人生的巨大蜕变。很多人可能觉得，向往远方的刘小样特别美，屈服于现实的刘小样是投降。恰恰相反，如今，刘小样的身体在大地里、在日常生活里，她的精神一直在高飞，飞到了远高于其他人的地方。”
张越一直觉得，能将生活和灵魂那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十分美好的人生境界，她念了一辈子，最后刘小样替她实现了。
努力哈出那一口口气
2022年春天，张越正式退休，结束近30年的央视主持人生涯。她所主持的《半边天》节目以及其中的《张越访谈》栏目，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
近几年，张越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20年前《半边天》谈论的那些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热门议题。这究竟是说明你们当年特别先锋，还是说明社会根本就没进步、女性解放没有向前发展？
事实上，20多年前张越主持《半边天》时，女性节目、女性议题还被认为是边缘话题，好像只有一些思想意识走在前面、受过良好教育的所谓“城市先锋女性”发现了这些问题，一直在呼吁。但更多普通人不关注，也不参与。
《半边天》时期的张越。（图/《我叫刘小样》）
如今，女性主义成为显学，所有人都在热闹地谈论女性话题，让它变成网络世界和社会生活的主流议题。张越觉得，女性的觉醒和解放进步得太快了，只不过，性别平等这件事，女性要往前走，跟男性取得性别上的平等，绝不是短短20年就能够实现的，还得经历一个数以百年计的漫长过程。
在今天的语境下，张越不想再将女性的生命局限在那些传统的女性话题里，比如女性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怎样教育好孩子，怎么处理跟婆婆的关系……做了那么多年女性节目，张越在脑海里攒下了好多面孔、表情、人生经历。她想把这些面孔拿出来，让大家看见：“那是在历史过程中表现出的人的样子、女人的样子。很多题目不仅仅是女性的，更是人类的——人如何自处、人如何自我接纳、劳动创作的价值和乐趣、怎么看待人生……”张越希望做一个更加宽广的节目。
去年9月，由她担任总策划、周轶君担纲主持人、任长箴任总导演的《第一人称复数》在优酷人文独家播出。这是一档女性视角的聊天节目，但选题并不完全围绕着女性议题展开。今年12月，她又与优酷人文合作策划了最新节目《她的房间》，将那些脑海中的女性面孔带到观众面前。
《她的房间》是一个女性非虚构影像集。（图/受访者提供）
此外，她还在做自己的自媒体小节目，通过视频、播客访谈等方式，看见个体命运在历史流变中的起落沉浮。她也跟新一代的自媒体人对话、学习、争辩，了解新一代媒介形式的变与不变。“我想慢慢做，攒着，给这个时代的这一批媒体人再留一个记录。”
张越曾经看过一个女艺术家做的行为艺术作品，它让她想起了刘小样的人生，以及我们所有人的人生。
北京的冬天，遍地积雪，女艺术家找了一面玻璃墙，在上面哈气，开始写字。写下一个字，它迅速消失，她又使劲哈了一口气，再写一个字……她写了好长时间，仿佛把自己内在的所有热量都掏出去了。然后，张越才看明白，她在写一首博尔赫斯的诗，《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王永年译）：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
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给你我已死去的祖辈，后人们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
我父亲的父亲，阵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境，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死的时候蓄着胡子，尸体被士兵们用牛皮裹起；
我母亲的祖父——那年才二十四岁——在秘鲁率领三百人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亡魂。
我给你我的书中所能蕴含的一切悟力，以及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
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
我给你关于你生命的诠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的真实而惊人的存在。
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
见天地，见自己。（图/受访者提供）
参考资料
[1]安小庆.平原上的娜拉.人物
[2]安小庆.一艘自己的涉渡之舟.她们和她们
编辑 潭山山
校对 遇见
运营 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