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隋文帝杨坚，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杰出统治者，不仅缔造了隋朝，还于589年率军南下，成功灭掉陈朝，实现了继秦汉之后又一次的伟大统一。

这一划时代的壮举不仅结束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更为后来的唐朝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鉴于后世对隋朝的某些“刻板印象”，一般都认为隋文帝朝的功臣们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厚赏功臣，不忘功臣

隋文帝是一位爱好节俭，甚至有点“吝”的皇帝，然文帝“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亦无所爱吝”。

“朝臣出征，上皆宴别，礼赐遣之”，朝臣立功后能够凭借功勋获得官爵提升或获得钱币黄金、缣帛绢、家畜之类的物质赏赐或功臣之子得以加官进爵。

“百官禄赐及赏功臣，皆出于丰厚焉”，此俯拾即是，不需赘言。隋文帝对战没将士的赏赐尤为优厚,“其有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家劳问”

开皇十三年四月癸未,“制战亡之家，给复一年”?;仁寿元年正月辛丑，诏曰:“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为其首。故投主殉节，自古称难，殒身王事，礼加二等。……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

隋文帝不但在功臣立功之后即加重赏，而且长期不忘功臣之功，多年后继续给予赏赐或优待。李圆通在仁寿年间，“以勋旧进爵郡公”;崔弘昇在“宿卫十余年”之后，“以勋旧迁慈州刺史”。

隋文帝不忘功臣可见一斑，如果说隋文帝对功臣加以重赏是顺应人心之举，是历代王朝的通式，那么，隋文帝对于功臣长远性的处置安排则更值得研究。

“抑屈之，全其命”

隋文帝于开皇九年下诏要求“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隋文帝曾语于高题曰:“功臣正宜受勋官，不可预朝政。”

其一，针对“性行轻险”的功臣。隋文帝篡夺北周政权有一定的偶然性，周宜帝驾崩之际侍疾的刘昉、郑译等人“矫诏”引杨坚辅政，帮助杨坚迈出建立隋朝的重要一步。

虽然此辈有佐命之功，但是他们一方面“性行轻险”，不值得信任，显然隋文帝也不愿意将此种狡诈之徒安持在中枢机关;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一定的行政能力或不愿为隋文帝效命。

其二，针对位高权重的功臣特别是武将。隋文帝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与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猜忌心理，隋文帝自然对位高权重的功臣特别是武将格外猜忌，尽可能地加以“抑屈”--“外示优崇，实夺其权”。

李穆在杨坚为相前担任位高权重的大左辅、并州总管，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虽然礼待之，“穆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穆之贵盛，当时无比”，但拜其为“不主事，不置府，盖与天子坐而论道”“的太师，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实权,“外示优崇，实夺其权”。

又如，韦世康尝因休暇，谓子弟曰:“吾闻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将耳顺，志在悬车，汝辈以为云何?”后因侍宴，乞骸骨，隋文帝反而不许，出拜荆州总管，“时天下唯置四大总管，并、扬、益三州，并亲王临统，唯荆州委于世康，时论以为美”。

隋文帝积极引导功臣“功遂身退”昭然若揭。隋文帝意欲功臣主动“功遂身退”以解除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免得隋文帝再去想方设法消除位高权重功臣的威胁，同时隋文帝也会尽最大可能保其性命无忧，“全其命也”

“罪非谋逆，一无所问”与诛杀

开皇五年四月壬寅，上柱国王谊“谋反”，“伏诛””。开皇六年，上柱国宇文忻、梁士彦“与柱国舒公刘昉等人因被疏远，闲居无事，“阴谋作乱”，字文忻密谋曰:“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连结，天下可图也。”梁士彦外甥裴通“豫知其谋而奏之”?，三人伏诛。

元谐在平陈后因有人告其谋反被诛。

可基本确定，王谊、宇文忻、梁士彦、刘昉、元谐、虞庆则被诛杀是因为他们触犯了谋逆大罪，突破了隋文帝的心理底线，罪有应得。

萧子宝“坐事被诛”王景“以罪伏诛”以及贾悉达、韩延等、刘昶、李彻、燕荣等人的情况亦是正常。元旻被杀则与隋文帝“颇信谗言”有一定关系。

待功臣不薄

隋文帝虽然处分了一些功臣，但毕竟数量有限，若以开国功臣为考察对象，开国功臣共计 122 人次中，只有王谊、字文忻、梁士彦、刘昉、元谐、虞庆则、萧子宝、王景、王世积、史万岁等 10人被诛，只占8%左右。

再者，隋文帝待功臣不薄，隋文帝厚赏功臣，并且不忘功臣，追念功臣之功。

在地方任职的功臣年老之际乞骸骨或因病，大都被征还京师，甚至被赐以御药，功臣卒后，隋文帝也很是恋恋不舍。

隋文帝设想与功臣长享富贵，功臣“罪非谋逆，一无所问”，虽然因隋文帝猜忌心理严重，少量重量级功臣被诛，此外还有一些功臣获罪，但遭“诛夷罪退”的功臣也难辞其咎，并非隋文帝单方面使然。

从总体上来看，隋文帝的功臣故旧大多能够始终保全，隋文帝待功臣不薄，如隋文帝所言:“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