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海是杨家第三个孩子，杨家虽然穷，却都很朴实，父亲杨老根是村里的“老实人”，但日子并没有因为他的勤奋变得轻松。粮食收成总不尽如人意，家里日渐捉襟见肘。母亲在大队的地里干农活，家里全靠几只老母鸡下蛋补贴生活。

杨新海在家里排行老三，家里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决定权，也没有老幺的娇宠。他只能在兄妹的夹缝中摸索着长大。母亲给他起名字的时候没多费心思，“新海”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深意，只是图个喜庆，希望儿子将来能跳出黄土地，见见外面的“大海”。

上了小学后，杨新海并没有什么出特别的天赋，成绩在班里排中下游。而家里的日子愈发困难，饭桌上的咸菜疙瘩越来越稀，玉米面饼子也常常吃不饱。小学三年级时，杨新海的父亲因为腰伤严重，几乎丧失了劳动力，母亲只好把几个孩子分到亲戚家寄养。杨新海被送到隔壁村的大伯家，但从此性格更加孤僻。他从小就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感受，无论亲戚对他好与坏，他都一声不吭。

让杨新海发生改变的是在小学升初中的那一年。1979年，村里的学校增加了初中部，但学费却也翻了一番。对于杨家来说，杨新海上学的费用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母亲拉着他坐在家门口的石墩上，“新海，咱家供不起你了，你二哥都已经回家干活了，你再上学，也没那个用。”

杨新海一言不发，他知道母亲的话是实话。初中没读完，他就辍学回家，成了田间地头一个沉默的少年。他不再画画，也不再与村里其他孩子一起玩。他的日子变成了简单的三部曲：干农活、吃饭、睡觉。

但就在同村孩子们逐渐接受田间生活的平庸时，杨新海开始觉得窒息。他不想一辈子呆在这片庄稼地里，更不想日复一日地重复父母的命运。他开始琢磨，村里那些“跑出去”的人，去了哪里？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邻村的堂哥那里听说，南方正在大规模招工。“工厂里吃得好，工资还高，不用风吹日晒。”堂哥描述着城市的好日子。杨新海听得心痒难耐，连夜决定离家出走。

1986年的春天，他揣着仅有的二十块钱，搭上一辆“长途大巴”，奔向南方的某个陌生城市。他不知道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也不在乎。他只想着，这是一场改变命运的冒险。可到了城市后，他很快发现，现实远比想象的残酷。

没有身份证，他找不到正规的工作。没有技术，他只能在工地做最苦的活。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住在工棚里，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却连吃饱饭都成问题。他偶尔也会想家，想起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下的玩耍时光，但很快就会被现实打断。

即便如此，这样的生活也没有带给他想要的自由。杨新海越来越感到绝望，不久之后他彻底发生了转变，开始走上了不归路。

杨新海第一次偷东西时，没想到自己的手会这么稳。那是1990年的一个冬天，他偷了一袋土豆，五分钟后，他回到出租屋，把土豆洗干净，用铁锅煮熟，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两颗。

他觉得，这种方式比工地上卖力气轻松得多，而且“收益”还稳定。他逐渐掌握了偷窃的技巧，从菜市场到服装店，从路边摊到工厂宿舍，他的“战果”越来越多。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甚至开始专挑富人的目标下手。然而，偷窃并不是次次都得手。1991年他因偷窃被判处了三年劳教，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与监狱打交道。

在劳教所里，杨新海学到了更多的“技能”。他结识了一些老练的惯犯，这些人教会了他如何撬锁、如何避开监控、如何在危急时刻伪装自己。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失败者”，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

1994年，杨新海刑满释放，他回到了正阳县的家里，发现父母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欢迎他。他们对儿子的犯罪行为感到失望，但又无力改变什么。杨新海在家呆了不到半年，再次踏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这一次，他决定按照监狱里学到的养活自己。他开始在城市的灰色地带游走，从偷窃到小规模的抢劫，他的胆量越来越大。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1996年,他因为在一个仓库里偷窃大量货物，被判刑五年。这一次的监禁，让他的性格更加偏激。

2000年，杨新海出狱了，这一次，他决定重新做人，村里的媒婆找到了他母亲，说想给杨新海介绍一个对象。那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女人，离过婚，但长相不错。媒婆说：“你家老三年龄也不小了，人家那边也没嫌弃他的前科，这亲事要是成了，就都得感谢我了。”

杨新海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是在村里的池塘边。两人聊的很开心，很快便走到了一起。杨新海有了久违的温暖，他开始幻想自己的未来：一个普通的小家，几个孩子，或许还能开个小商店。但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女人的家人很快了解到杨新海的犯罪前科，明确反对他们的婚事。

“我不能跟一个有案底的人结婚。”女人在一次争吵中对他说，“这会毁了我的一生。”杨新海想挽留，但女人的拒绝的态度已经打碎了他的最后一丝希望。她离开了，而杨新海则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与仇恨中。那一晚，杨新海坐在村口的槐树下，抽了一整包烟。他开始憎恨这个世界，憎恨每一个人，

他现在饿的很，想大餐一顿，他走进一片庄稼地，看到不远处有一处小屋。他站在屋外静静地观察，他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木床上抽烟，旁边的桌子上还放着几个花生和一瓶酒。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饱饭了，眼前这个人正好成了他的目标。

杨新海从门边拾起了一把放着的小锤子，直接冲了过去，用尽全力砸向男人的头部，男人连喊叫的机会都没有，便软倒在床上。他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仅仅是他“杀戮”的开始。

从2000年到2003年，杨新海发现了一条“完美”的犯罪路径：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寻找独居或缺乏自卫能力的家庭，深夜潜入，用一把小锤子杀死所有目击者，再实施抢劫。这样既可以避免警方的快速反应，也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一定的“钱财”。

2002年1月6日深夜，杨新海来到了驻马店市西平县人和乡的刘庄村。他早已在村外的玉米地里观察了三天，发现一户人家没有男人，只有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晚上，杨新海悄无声息地翻墙进入院子。屋里的灯已经熄灭，他推开门，看到妇女和两个孩子正睡在同一张床上。他抡起小锤子，毫不犹豫地砸向妇女的头部，接着又对两个孩子痛下杀手。

整个过程不过十分钟，屋内再无一丝生息。杨新海搜刮了屋里的现金和一些值钱的首饰，带着一瓶酒离开。他在村外的树林里喝光了整瓶酒，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向下一座村庄。

随着杨新海的作案频率不断提高，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村地区开始流传各种恐怖传闻。人们在村头贴起了“夜间巡逻”的告示，甚至有些地方的村民联合起来，夜间轮流值班。

他是如何做到如此轻易逃脱的？他从不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两天，犯罪后立即离开现场，有时甚至走上几十公里的路，赶往邻省的边界。而且，由于他专挑偏僻的乡村地区，警方的侦查难度更是大大增加。但无论他多么谨慎，最终还是没能逃脱。

2003年，杨新海的罪行成为跨省重案组的焦点。尽管他刻意挑选偏僻的农村作案，但警方最终通过几起案件的相似性，将其行为模式串联了起来。警方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冷血和狡猾的罪犯。他不仅跨省作案，还懂得伪装身份，行踪极难掌握。各省警方决定联手行动，把这个人从阴影里揪出来。在警方的努力下，几起案件的案发现场均提取到了犯罪者的体毛和血迹样本。通过当时较为先进的DNA比对技术，警方初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范围。这仅仅是个开始。

由于杨新海的流窜性极强，警方决定扩大范围，对所有涉案地区的流动人口进行重点排查。他们发现，这名犯罪者往往选择案发后迅速离开，甚至连续横跨数百公里，而作案地多为铁路附近或交通便利的村庄。后来经过多省联合，杨新海最终抓捕归案。

杨新海被带回审讯室时，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恐，并且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话：“人头比石头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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