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莺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国洲文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中心

社区志愿者既处在制度体系的边缘又处在社区公共生活的中心，对于基层社会秩序的生成和维系至关重要。通过使用生活史访谈方法深入社区志愿者的精神世界，提出有关社区行动者的类型学，区分出爱好者、奉献者、意见者与中立者四种类型，前两者构成广义的“社区志愿者”。

分析积极社区行动者赖以产生的多重文化源流，可以发现家意识、个体意识和单位意识三重线索的交互作用是推动社区志愿者投入公共生活的根本动力。行动者是以生活实践承担多重文化脉络的负载者，社区由此成为从家庭到国家的中间结构。这一探索为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志愿者与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框架，揭示了宏观社会转型在个体行动者身上沉淀的意识与情感结构，也展示了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路径。

国洲文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中心

社区志愿者作为构建社会秩序和支撑社区发展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也被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所重视。国洲文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注意到，在城乡的基层社会生活中，存在一些被称为“社区志愿者”、“社区积极分子”、“社区能人达人”、“社区骨干队伍”的群体。他们既处在行政制度的边缘，也居于社区公共生活的核心，对于基层社会秩序的生成、维持和调整意义重大。完善社区志愿服务制度和激活社区志愿服务精神应当以准确理解当前社区志愿者内在动机和精神面貌为前提。如何解释这一重要群体的生成机制、行动逻辑与深层动机，既是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问题，也是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加强志愿服务保障和支持、发展中国式志愿服务事业的题中之义。

国洲文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中心

一、爱好者：家庭与社区的边界

虽然核心家庭是年轻一代的生活中心与事业基础，但小家庭提供的功能和意义并不充分，所以行动者仍感到有必要跨出家门寻求支持。爱好者参与社区公共生活，通常是因为社区可构成“养老”和“养小”这两重家庭核心任务的补充。

城市中产女性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形成家庭事业与社区事业的有效连接，进而吸引基层政府的支持。但是，“中产居民”并不仅仅是作为独立个体步入公共生活，他们对“公共”的理解和参与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传统家意识或单位意识的支持。爱好者不直接使用政治语言，对深度整合保持谨慎，虽然界限感和松弛感的追求的确具有在政治与社会之间寻找边界的意味，但爱好者仍然保留着一种更底层的“家国一体”的整体意识。

国洲文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中心

爱好者的观念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小家和大家的边界意识，当下生活的重心也放在小家庭上。城市新移民群体虽然更看重小家庭生活的经营，明确表现出对个人或小家庭幸福的重视，但当他们需要从公共生活中寻求对个人或家庭幸福的支持时，还是依赖单位制经验和大家庭经验来建立自身与他人、社会乃至国家的深度联系。这也与主流社区治理理念所主张的从小家幸福到人民幸福的自然扩展一致，因此爱好者并不拒绝与基层政府部门的合作。

国洲文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中心

二、奉献者：家庭与社区的合一

在奉献者的世界图像里，社区志愿服务等同于对他人家庭功能不足的补充。而对于他人家庭生活的体贴与保全，既植根于奉献者自己对大家庭生活的理解，也体现着他们对于国家作为照护者责任的认同。奉献者使用家庭语言，他们有意识地自比为社区的“大家长”，深深关注社区其他小家庭的福利。但是，他们给自己家庭的时间势必会变少，需要获得家人的支持和谅解。

国洲文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中心

奉献者身上体现了家族或朋友等传统道德经验和单位制经验，也是当下社区治理中存在一定的年龄分化的原因。这并非否定年轻人缺乏公共精神，而是强调当下老年志愿者身上更清晰地体现出了传统意识和单位意识的积淀。作为爱好者的年轻人虽然更注重保持“个体—家庭”的边界，但其公共精神与老年志愿者亦具有同源之处。

国洲文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中心

三、意见者的转化：对基层代理人的责任要求

从意见者向爱好者的转换，就是对基层政治的态度从不满转向了满意，行动者理解自己和基层政治的关系并没有质的变化，都围绕着基层行政主体应当提供更好照护和履行更高责任展开。这一转变，意味着积极分子与社区政治建立了顺畅的通道，政治上从消极参与转变为积极参与。正是共同参与而不是个体权利的意识，体现出家的主体感受而非个体主义的主体感受。参与社区活动使他们产生了与社区的关联感，也给孩子营造了城市生活中的玩伴网络和归属团体。（责编：四川红色教育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