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昨天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今天在中国网络上火了起来。

这篇文章叫做《中国是如何控制住疫情的》，作者为彼得·海斯勒，或者按照他的中文名字：何伟。

目前在美国，疫情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无可救药的程度。知识分子们非常渴求从国外吸取经验：德国的、新西兰的、甚至韩国的。但无论如何，都没有人敢说我们要吸取中国的经验——说出学习中国几个字，在美国依然是一种社会自杀。

而目前美国网络上，一旦说到中国疫情得到控制，评论基本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否认中国数据的准确性，认为中国疫情实际上比美国还严重，已经死了好几十万人。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可能是控制住了病毒，但这是因为全中国人都被关了起来。

（图源：NYT）

何伟（作家、记者、专栏作家、大学老师）不但撰写这篇长文夸奖中国模式，而且《纽约客》还一度把这篇文章放在网站首页置顶，的确可以说是一件很离奇的事情。

（图源：BI）

何伟是美国人，目前在四川大学当外教老师，教的是非虚构写作。在此之前，他曾经在中国和埃及长期居住，并且在20多年前的时候曾经在四川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重庆市长江师范学院）当志愿者教中文。

他最有名的身份，应该是两本畅销中国的纪实小说《消失中的江城》和《寻路中国》的作者。

他和其他经常上电视的美国“中国专家”不同，只要你看过几篇他的专栏文章，你就会知道，这个人是懂中国的，也是懂中国人的。何伟不但在中国生活多年，而且在多所中国大学教书，并且在图书出版过程中自己和中国这边的编辑出版社打交道。

就是他对中国的了解，以及无可挑剔的记述写法，让《纽约客》即便打破美国不能表扬中国的政治正确，也要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吧。

《中国是如何控制住疫情的》这篇文章，主线是何伟教授对自己2020年上半学期的教学工作的一次总结。

他在四川大学教授的是非虚构写作课。由于疫情原因，2020年上半学期的这一门课完全是在网络上教授的，何伟抱怨说除了三四个学生在最后几节课来到学校之外，大多数同学他只听得出声音。

（图：何伟在四川大学教书）

但这也是一次极佳的非虚构写作的机会。何伟让他在全国各地（从吉林到云南）的学生们去采访和记录当地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事。何伟教授一再强调：

细节非常重要Detail Matters

而他收到的作业，可以说是中国上半年抗疫的一个很好的速写。同学们事无巨细地记录了所见所闻：

（注：原文中出现的学生英语名皆为中国学生）

“在南京附近，Andy的家人认识一家呼吸机厂的老板，因此他参观了该工厂，得知那里的产量增长了十倍以上。”

“在东北的辽宁省，Momo研究了一家销售量急剧下降的国有烟草公司。在美国，以前期间吸烟量是增加的。但是在中国，吸烟属于社交活动，人们在宴会和晚餐上一起吸烟，并送条烟作为礼物。一位会计告诉Momo，该公司疫情之后的销售策略之一，是向进货商赠送口罩和消毒剂。”

“在西安，Elaine参观了一家女同性恋酒吧，她指出，由于传统的中国人认为冷饮对女性有害，老板把一些啤酒暖热了。”

（图源：卫报）

……

何伟老师也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在前往杭州的飞机上，一位空姐告诉他，她现在的收入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而另一位飞行员只有十分之一。但大多数人都说自己暂时还没有问题，因为大家都有存款。

何伟提到，中国人防范于未然的态度在这次疫情中得到了很好地回报。

“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点也不自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直都有存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直能适应突然的政策或者环境变化。”

（图源：FT）

相对于“被动”的美国式防疫，何伟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于“主动出击”的防疫策略。

“中国政府似乎对中国人自己在经济上的适应性很有信心，但到了公共卫生上，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极少依赖个人的选择和责任。”

何伟首先记录了自己作为学生家长的见闻。

“（作者女儿的）学校安排了洗手时间，每天下午，学校广播都会响起：测温时间到了！”

（图源：Bangkok Times）

“每天，我的女儿至少要进行五次体温测量。例行程序开始于上午6:30，班里的微信家长群会开始参一种名为“界龙”的活动：第一位父母在群里起头#接龙，并列出自己孩子的名字、学号、温度和“身体健康”字样。”

“其他父母一个接一个地跳了进来‘36.5，身体健康’不停地增加接龙的长度。我的帐户每天大约有60条此类消息。8点钟后，拖延症的人就会受到警告：某某父亲，请迅速连接龙！”

（图源：知乎）

整个过程之严密，使得何伟说自己现在看到龙字就心烦“fear of the dragon”。

何伟举的另一个例子，是自己朋友的朋友被感染新冠病毒的经历。那位感染者在接触之后的所有行程都被官方公众号广而告之。“他光顾了一家酒吧、小店、两家药店、3家加油站，6家饭店…”

居委会都被调动了起来，招募了很多因为疫情失业的人。“他们一户一户地拜访，提供信息，询问户主有没有去过高危地区、帮助政府进行感染源追踪。”

当然，还有辛勤工作的感染追踪者们。

“武汉大约有1万名感染追踪者。流行病学家告诉我，追踪者们大约5-7人为一个小组，每个小组由受过公共卫生正规培训的人指导。其他团队成员可能没有卫生背景，但他们都和我的学生意愿非常注重细节，是国家教育体系（高考）的毕业生，并且他们通常都很熟悉当地情况。随着病毒的传播，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无数追踪小组。”

（图源：vox）

何伟还采访了一个姓Jiang的中国疾控中心工作者，了解了中国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有多大。Jiang是牛津大学的留学生，疫情爆发后回国参与工作。

“Jiang在上海疾控中心进行建模，编程和撰写建议的工作。 ”

“第一个周末，我在凌晨12点接到了电话。而且是星期天晚上，他告诉我。 ‘没有人说，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了。’

他们说的是，‘你完成了提案吗？’

我说，‘还没’，他们说，‘我们中午前需要这份报告。’”

“他很快就习惯了这种工作要求。Jiang还发现，如果一个深夜的电话没人接听，那通常意味着对方已经精疲力尽。”

“中国疾控中心的政策是，每当出现新案例的时候，即使在深夜，也会立即联络病毒追踪者。他们只有8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任务。”

(图原：frontiers blog)

也正是因为这样预防组织的严密，让病毒从来没有染指大多数人。

何伟提到，自己女儿的学校从来没有进行过美国学校那种防疫措施：减少班里学生数量、户外上课、甚至对教室进行大改动。美国这里随处可见的“保持距离”，在中国并不常见。“因为大多数地方是真的没有病毒”

“虽然中国要求每个人都戴口罩，但他们不依赖口罩的抗感染效果。中国绝不会寄希望于口罩、保持距离、以及个人的谨慎来组织病毒蔓延，绝不会让疫情爆发地区的居民自由走动”

（成都的夜市 图源：纽约客）

何伟提到了中国模式比美国强的几个原因。

其一，是中国有独一无二的居委会制度，可以迅速动员起来进行全社会的抗疫。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则是中国成功的教育，让即便是不识字的老人也相信科学。

何伟提到了前段时间北京重新爆发疫情之后被感染的那个大爷，大家一定对他很有印象，就是那个对自己过去几天日程记得一字不差的北京大爷。

“他不但发现了自己的症状属于新冠，而且还是骑自行车去医院的，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在公共交通上接触其他人。然后政府把北京部分地区隔离，一个月内差不多1200万居民被测试。这座城市每天可以测试40万人。”

对于美国模式的失败，何伟不同意“中国把生命看的比自由更重要，美国把自由看的比生命更重要”的说法，而是认为美国的失败来源于体制的衰败。

“美国领导层似乎更关心怎么找替罪羊，有时候甚至使用种族歧视色彩的“Kung Flu”和中国病毒”

近期中美关系紧张。何伟的女儿在一所纯中国小学上课，所以当有同学在班上进行反美言论的时候，女儿有一种明显被针对的感觉。

但学校的老师第二天就在上课前提了这件事情，说每个国家都有优点和缺点。中国学校的开明和包容，让何伟留下了深刻印象。

学期的最后，班上有一个同学制作了一本花名册，把同学的照片和给何伟老师的画都汇集在一起，让老师终于可以看一看全班人到底长什么样。

“4个月来，我只能用他们的声音，文笔和报道来认识他们。现在，在花名册的页面上，我终于看到了他们面孔：Cathy在河北采访了牛奶商人; Elaine采访过西安的女同酒吧；采访成都银行经理的Hongyi。”

“正如我们在整个学期都强调的那样，细节很重要：Patrick戴着眼镜，Dawn有戴齐肩的头发，Meredith和狗一起在海滩上。与旧照片不同，所有学生都在微笑，姿势自然。

“我希望我们能见面，但也很高兴知道他们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这不是何伟第一次在中国教书，早在20年前，他就在四川小城涪陵（现在被划到重庆市了）教书。

他第一代的中国学生，现在已经都年过40。其中还有和何伟关系好的，帮助何伟把他的几本中国见闻翻译成了中文。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何伟可以超越那些一辈子没来过中国的中国专家们，没有他们有色眼镜，客观、细节地还原了中国的成功经验，并且真诚地希望美国人可以学习。

当然，虽然有精湛的笔法和海量的细节，还有纽约客把这篇文章做成网站置顶，它在美国社交网络几乎没有掀起任何讨论：美国互联网第一定律，只有喷中国的才能上热搜。

2001年，何伟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消失中的江城》在美国出版，讲述他在四川支教的经历。这本书最开始让何伟的中国朋友与何伟产生了间隙。书中对于四川贫困地区的描写是非常直接的：腐败、愚昧、贫穷，都不加掩饰地出现在了书中。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美国销售不佳《消失中的江城》逐渐被越来越多中国人阅读。以至于这本书在2012年第一次出版，就成了中国畅销书。

何伟后来在纽约客的另一篇专栏文章中说，他能明显感觉到，中国正在变的非常自信。从前被认为是“反华黑历史”的内容，现在成为了90年代中国的宝贵的记述。

（图：今天的涪陵）

一如这次疫情，也成为了我们国民自信焕发的另一个契机。

“在我学生的最后一次作业中，许多人表达了对政府新的信念。从牛津大学前往上海的学者Jiang也告诉我，他也注意到了自己复旦大学同学们的变化。他说：‘甚至我最反政府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产生信任。’”

“班里最后一次调查问卷，我要求学生以1到10的等级来评价他们对未来的感受。在发生了一切之后（中美关系崩溃，大流行爆发，全球半百万人死亡），平均评分为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