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打断了我午后的小憩。是老知青战友王铁柱，一开口就问我还记不记得插队时的淮嫂子。
我一听这话，浑身一激灵，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
＂咱们那会儿要是没帮淮嫂子，她家两个娃娃怕是早就辍学了。＂王铁柱在电话那头感慨着。
我闭上眼，1968年的冬天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年我18岁，和一群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山西吕梁山区的石峪大队。
记得刚到那天，天寒地冻，北风呜呜地刮着，卷着黄土呛得人直咳嗽。大队长带我们走过几里山路，指着村东头一排破旧的窑洞说：＂就住这儿吧，条件简陋，先凑合着。＂
窑洞是用山里的黄土打的，墙上裂缝不少，门板都歪了。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煤油灯忽明忽暗。
十几个知青挤在三间窑洞里，炕上连个褥子都没有，晚上盖着从北京带来的棉被，还是冷得直哆嗦。半夜里经常能听见老鼠在墙角窸窸窣窣地爬动。
大队长给我们安排了个叫淮春花的女人做饭。她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瘦瘦的，长得清秀，说话轻声细语。两只手总是粗糙通红的，可整个人却透着一股子温柔劲儿。
头几天谁也没往深处想，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在村口遇见她领着两个孩子往公社走。天还没亮透，她肩上搭着块破毛巾，脸上带着疲惫。
大的叫淮根生，七岁，瘦瘦小小的，眼睛倒是大大的，炯炯有神。走路时总是紧紧跟着他娘，像个小大人似的。
小的叫淮小宝，四岁，圆圆的小脸冻得通红。两个孩子穿得都很单薄，大的还好，小的那件棉袄明显是补了又补，袖口都磨出了毛边。
＂淮嫂子，天这么早，这是去哪啊？＂我随口问道。看见她眼睛有点红，像是哭过。
＂去公社看看能不能贷点钱。＂她低着头说，＂家里粮食不够吃了，婆婆的药也该抓了。＂说这话时，她的手在围裙上不停地搓着。
后来打听才知道，她男人是两年前在煤窑出事的。那天本来不该他上工，替人顶班去了，结果遇上塌方。留下她带着两个娃，还得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
这事在村里不是秘密，可谁也没想到她家穷到这个地步。我问了问村里人，才知道她家就分了一亩薄地，产量低得可怜，一年到头揭不开锅。
那段日子，我总能看见两个孩子在我们吃饭的窑洞门口转悠。小宝会偷偷往里张望，看见馒头时咽口水的样子让人心疼。
有一次，他趁没人注意，溜进来抓了个馒头就跑。他娘发现后，把孩子打了一顿，还特意送来两个鸡蛋赔罪。那是她好不容易从婆婆的老母鸡下的蛋里匀出来的。
＂你们城里人的粮食金贵，可不能糟践。＂她红着脸说，手里的鸡蛋递过来时还是温热的。
我看着那两个鸡蛋，心里难受得要命。知道她家连鸡蛋都舍不得吃，全留着给婆婆补身子。
1969年开春后，地里的活多起来，淮嫂子经常天不亮就出工。清晨的露水打湿她的裤腿，午后的太阳晒得她脸颊通红。
有次下暴雨，她在地里干活，不小心滑倒扭伤了腰。疼得直不起身，还硬撑着把活干完。回家路上，她扶着腰，走一步歇一步，眼里含着泪却始终没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去她家送药，看见小宝发着高烧，躺在炕上直哼唧。根生在灶边煮粥，小手够不着锅台，还踩了个板凳。
淮嫂子连个退烧药都买不起，只能用湿毛巾给孩子擦额头。婆婆躺在炕上直抹眼泪：＂春花啊，你就改嫁吧，带着俩娃受这罪，婆婆心里过不去啊！＂
＂娘，您别说这话。＂淮春花跪在炕前，声音哽咽，＂死了当家的，我也得把根生和小宝抚养大。您放心，我不会让您饿着的。＂
看着这场景，我心里翻江倒海。回到知青窑洞，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琢磨着怎么帮她。
正巧那会儿，上面在提倡科技兴农。我灵机一动，找到老支书，说我们知青想在村后的荒坡上搞个＂农业科研试验田＂。
支书捋着山羊胡子想了半天：＂这主意好！能给咱村争光！不过地方得选好，别耽误了集体生产。＂
这样，我就带着几个知青，选了离淮嫂子家近的一片荒坡。那地方杂草丛生，石头比土多，蛇虫鼠蚁不少。
我们起早贪黑地干，手上的血泡破了结痂，痂又破。晚上累得躺下就睡，第二天天不亮又爬起来干活。
村里人议论纷纷：＂这些城里娃，脑子怕是进水了，那鬼地方能种出啥来？＂＂就是，累死累活图啥？还不如多睡会觉。＂
可我们谁也没在意这些闲话。就这样干了大半年，硬是把三亩多荒地都整成了台田，还修了条引水渠。每天干完集体活，我们就来这干到天黑。
秋收那天，我偷偷找到淮嫂子：＂这试验田是给你家开的。你带着娃来收吧。＂她愣在那里，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那年光景，她家收了七八百斤粮食。年底，她把两个娃送到我教的扫盲班读书。小宝第一次拿到课本，高兴得一晚上都抱着不撒手，在油灯下一遍遍摸着书页。
日子就这样慢慢好转。可天有不测风云，1970年春天，有人向公社举报说我们违规占用集体土地。调查组来了，我差点被打成＂资本主义复辟分子＂。
关键时刻，老支书和淮嫂子站了出来。支书拍着胸脯说这是集体研究决定的科研项目。淮嫂子带着全村的贫困户连夜写了份申请，说要把这经验推广到全村。
这事最后不了了之，反倒让县里觉得是个好典型，还号召其他村学习。后来，整个石峪村的荒坡都改造成了梯田。粮食产量年年上涨，村里人的日子也好过了。
1973年我调到镇上教书，临走那天，淮嫂子带着两个娃来送我。根生已经上初中了，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初中生。小宝也是村里的好学生，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她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自家纺的棉线：＂自己织的粗布，你带着，到了镇上，记得经常回来看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忍住没落下来。
两个孩子抱着我的腿，怎么也不肯松手。根生说：＂叔，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大学。＂小宝也仰着小脸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像叔叔一样帮助别人。＂
日子就这么晃眼过去了五十多年。前年，我专门回石峪村看望淮嫂子。她的大儿子已经在县重点中学当了教导主任，小儿子在省城一家银行工作。
她家盖起了新房子，院子里种满了花。婆婆虽然早已过世，但她每年清明都要带着儿孙去扫墓，还要给死去的丈夫上坟。
＂要不是当年你们帮衬，俺们娘几个哪有今天哟！＂她拉着我的手，眼里闪着泪光。皱纹爬上了她的眼角，但笑起来还是那么温柔。
我望着院子里那几棵高大的柿子树，是当年我们开荒时特意留下的。树下，她的小孙子正在写作业，阳光透过树叶，在他的课本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放下电话，我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那些年淮嫂子送的粗布。半个世纪过去，布已经发黄，但依然散发着山里人特有的质朴温暖。
窗外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恍惚间，我又看见了那个在田间劳作的瘦弱身影，和她永远不言放弃的坚韧眼神。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早已融入血脉，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