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概念中，一个官员的品级越高，往往意味着他的权力也越大。但在唐朝，不是这么回事。唐朝绝大部分时间里，一、二品只是虚职，三品官员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比如狄仁杰，生前最高不过是正三品内史，却有权代天巡狩，令百官畏惧。

为什么三品官的权力要大于一、二品官呢？这得从隋朝的中央官制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臣篡位的情况屡见不鲜。隋文帝杨坚就是典型。所以杨坚建立隋朝后，吸取教训，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设立五省六部制。

所谓六部，就是吏、户、礼、兵、刑、工。五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内侍省。这其中的秘书和内侍二省，一个掌图书典籍，一个掌侍奉宫掖，地位虽崇，却不管政务。职权相对较轻，没什么存在感。故而真正掌握核心权力的部门，便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这也是唐朝确立三省六部制的来源。

隋唐两朝，尚书省负责执行政令，长官尚书令为正二品。副长官左、右仆射为从二品。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书，长官纳言为正三品，副长官门下侍郎为正四品上。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书，长官内史令为正三品，副长官内史侍郎为正四品下。

都是实权部门，凭什么尚书省正副长官的品级就要高一级，甚至高两级？因为按照行政隶属，六部是尚书省的下级机关，这就导致尚书省的权力和规模要远远大于其他机构。例如编制方面，尚书省属员超过五百人。而中书、门下两省不过区区几十人。也正因为权力较大，有隋一朝，尚书令基本空置，尚书省的实际长官为左、右仆射。

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三省正副长官都有权参与国家决策，均为宰相。因此这么一改，相权就被分散了，宰相从之前的两三个变成了一群。宰相的品级、待遇也集体下滑。

那宰相才二、三品，一品留着干啥呢？留着封赏。如果宰相是一品，他要是再立了功，皇帝还能拿什么赏？难不成要封王、加九锡？所以干实事的，从二品（尚书左、右仆射）就到顶了。从二品以上的三师、三公、东宫三师、尚书令等，留着给宰相赠官加衔用。

隋朝灭亡后，唐朝承袭隋制，除将内史省改称中书省，内史令改称中书令。门下省长官纳言改称侍中外。其余基本一样。就连尚书令也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也是很少授予外臣。

理论而言，这套制度堪称完美，既可以防止大臣威胁皇权，又可以约束皇帝瞎搞。

但理论和现实从来都是两码事。因为皇帝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谁当宰相还不是他说了算？

贞观年间，李世民就觉得自己发令，魏徵封驳（魏徵长期担任侍中，负责门下省事务），严重影响效率，遂将三省长官合署办公，有事大家当面商量。其办公地点称为“政事堂”，位于门下省。

可合署办公后，侍中仍然是主导，效率依旧不高。并且，也不是所有皇帝都能像李世民那样，愿意给臣下权力，用来约束自己。所以唐高宗李治继位不久，便将政事堂从门下省移到了中书省。

看上去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地址变动，可考虑到唐朝三省制的核心是分权制衡。这个变动表明三省从制衡优先转向了效率优先。

为了进一步提升效率，李治还把宰相由正式职务变成了临时岗位。怎么变呢？直接给提拔者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即可。

中书令和侍中均为三品官。所以顾名思义，被提拔者加“同三品”或“同平章事”衔后，虽然不是中书、门下的长官，但他们与中书、门下的长官享有同等权利、待遇。

这么干对皇帝而言，好处太多了。

如果某位县令很有本事，被皇帝看中，想委以重任。走流程提拔，熬资历，那过程就漫长了。但加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就能一步到位。如果哪天皇帝看其不爽，直接收回头衔即可，县令回去接着当他的七品芝麻官。皇帝也能省去繁琐的罢免流程。

由于好使，有利于加强皇权，渐渐地，左、右仆射、中书令和侍中也变成了给功臣和元勋加授的虚衔。能在政事堂里讨论国家大事，以及和皇帝沟通的，全是“同三品”或“同平章事”。

换言之，这时候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即使贵为尚书省左仆射，也只是管理尚书省的官员而已，并不是宰相。

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李治这么干，武则天自然也这么干。

武周时期，凡五品以上职事官，经过皇帝授权，即可充任宰相，不必受资历限制。此外，武则天还将尚书省改称“文昌台”，左、右仆射改称为左、右相；门下省改称为“鸾台”，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改称内史。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改动，在此不啰嗦。而经此改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变成了“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这种改动明显凸显出了武则天作为女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