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萧县、砀山县原属江苏徐州专区，为何划入安徽宿县专区？
世人皆知萧县、砀山县是安徽宿州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知在1955年以前，这两个县其实是属于江苏徐州专区的。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两个县的行政区划变更，竟然与一个湖有着千丝万缘的联系。这个湖就是洪泽湖，一个困扰中国几百年的＂大问题＂。1954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让这片土地饱受摧残，洪泽湖区域分属两省管理的弊端暴露无遗。为何两县的划归能够帮助解决洪泽湖的治理难题？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渊源？
一、两省四县的互换
1955年1月的一个寒冷清晨，安徽省政府和江苏省政府的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一场重要会议的相关文件。这是一场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专题会议，涉及到两省四个县的区域调整方案。
会议桌上摆放着一份详细的地图，上面标注着泗洪县、盱眙县、砀山县和萧县四个红色圆圈。这四个看似普通的圆圈，却代表着一场牵涉两省利益的重大调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泗洪县隶属安徽宿县专区，盱眙县隶属安徽滁县专区，而砀山县和萧县则隶属江苏徐州专区。
这场调整的渊源要追溯到1953年。那一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关于行政区划的专门会议。会上，中央提出要本着＂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国防建设＂的原则，对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这个会议为两年后的皖苏四县互换埋下了伏笔。
1954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席卷淮河流域，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次灾害暴露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洪泽湖分属两省管理，在防汛抗洪时难以统一调度。正是这场洪水，加速了四县互换进程。
1955年2月，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调整安徽省江苏省部分行政区划的决定》。根据这份决定，安徽的泗洪县划归江苏淮阴专区，盱眙县也划归江苏淮阴专区。作为交换，江苏的砀山县和萧县则划归安徽宿县专区。
这次调整可不是简单的地图上画几个圈那么容易。首先要进行的是详细的资料交接。从土地面积、人口数量到行政档案、经济数据，都需要一一核实、移交。光是准备这些材料，就花费了工作人员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更为复杂的是机构人员的调整。以萧县为例，原本隶属徐州专区的众多机关工作人员，需要重新确定工作关系。有的选择留在原单位继续工作，有的则跟随行政区划调整转到安徽任职。这些细节性的工作直到1955年4月才基本完成。
在这次调整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为了确保区划调整的顺利进行，两省专门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工作组不仅要处理行政区划变更的具体事务，还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比如，对于靠近徐州的萧县群众，继续保留他们到徐州经商、就医的便利条件。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安排，使得这次跨省区划调整才能平稳过渡。
二、淮河治理的历史难题
淮河的治理难题可以追溯到公元1194年。这一年，黄河在铜瓦厢（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决口，河水夺占淮河故道入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铜瓦厢事件＂。从此，淮河失去了入海通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内陆水系。
这次改道给淮河流域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是在地形上的改变：黄河泥沙不断淤积，在下游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祸水之源＂——洪泽湖。这个人工湖泊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一个面积达2069平方公里的巨大水体。到了1855年，黄河虽然改道流向渤海，但给淮河留下的问题却远未解决。
1851年至1855年间，淮河流域连续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当时的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修筑堤坝、开挖河道等，但收效甚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洪泽湖的管理问题。湖区跨越两省，各自为政，往往顾此失彼。
以1853年的洪灾为例。当年7月，洪泽湖水位暴涨，江苏一侧打算开闸泄洪，但安徽一侧的堤防还未加固完成。双方协调未果，最终导致安徽境内多处堤防溃决，淹没良田数十万亩。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到了民国时期，淮河治理问题更加突出。1931年的大洪水，让整个淮河流域遭受重创。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了淮河水利委员会，但由于经费不足、战事频繁等原因，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建国后，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淮河治理工作。1950年，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随即，国家水利部成立淮河水利委员会，开始系统规划淮河治理方案。
然而，洪泽湖的管理体制问题仍然是一个难点。1954年的特大洪水就充分暴露了这一问题。当年7月至8月，淮河流域普降大雨，洪泽湖水位持续上涨。由于湖区分属两省管理，在防洪调度上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导致灾情扩大。
具体来说，洪泽湖的西部在安徽境内，东部在江苏境内。每到汛期，两省都要派出工作组驻守重要堤段。但在具体调度时，经常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在开闸泄洪的时机选择上，江苏方面可能认为应该立即开闸以保护下游安全，而安徽方面则担心过早泄洪会影响农田灌溉。这种协调机制的不畅，严重影响了防汛抗洪的效率。
正是这些历史教训，促使中央政府开始考虑从行政区划调整入手，解决洪泽湖的管理问题。将洪泽湖统一划归江苏管理，不仅可以提高防汛效率，更为后续的淮河综合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以水定界＂的决策过程
1954年9月，一场重要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淮河流域的防洪问题，与会人员包括水利部、民政部以及安徽、江苏两省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水利部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以洪泽湖为界，调整安徽、江苏两省的行政区划。
这个建议的提出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的1954年8月，水利部派出了一个调查组，深入淮河流域实地考察。调查组走访了洪泽湖周边的多个县区，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数据：在1954年的洪水中，仅因为协调不及时，就造成了约3亿立方米的水量调度延误。
会议期间，安徽省和江苏省的代表围绕行政区划调整展开了激烈讨论。安徽省代表提出，泗洪县和盱眙县虽然位于洪泽湖西岸，但与江苏的联系更为密切。这两个县的农产品主要销往江苏的淮安、宿迁等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多与江苏城市往来。
江苏省代表则指出，砀山县和萧县虽然归属江苏徐州专区管理，但从地理位置和经济联系来看，与安徽的关系更为紧密。这两个县的农民习惯到安徽的宿州、蚌埠等地交易，特别是著名的砀山酥梨，主要销往安徽各地。
1954年10月，国务院成立了专门工作组，深入研究这一调整方案。工作组分别走访了四个县的基层单位，召开了多场座谈会。在泗洪县的一次座谈会上，当地的水利站站长展示了一份详细的防汛记录。这份记录显示，由于需要与安徽省水利部门层层请示，往往耽误最佳泄洪时机。
工作组还对四个县的经济状况进行了细致调查。数据显示，盱眙县的水产品有80%销往江苏市场，泗洪县的粮食作物也主要供应江苏各地。而砀山县和萧县的经济活动则更多地依托安徽市场，两县的农副产品有超过70%在安徽境内销售。
1954年12月，工作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详实的调研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以水定界＂的具体方案：将洪泽湖东岸的泗洪县、盱眙县划归江苏，将徐州以西的砀山县、萧县划归安徽。这样的调整既符合自然地理格局，又顺应了经济发展规律。
1955年1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这一方案。会议认为，这次调整不仅有利于解决洪泽湖的管理问题，也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可以理顺防汛抗旱的指挥系统，提高水利工程的管理效率。于是，这个酝酿了数月的方案最终获得通过。
四、区划调整后的历史变迁
1955年2月正式实施区划调整后，四个县的发展轨迹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行政管理体系的重组上。以萧县为例，原本隶属江苏徐州专区的各级机构，需要重新对接安徽省的管理系统。从档案记载来看，仅1955年3月这一个月，萧县就召开了12次部门交接会议。
在经济领域，区划调整带来的变化更为深远。砀山县的果品产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调整前，砀山酥梨主要通过徐州中转销往全国各地。划归安徽后，砀山县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1956年，砀山县在蚌埠设立了第一个水果批发市场，随后又在合肥、芜湖等地建立销售网点。到1958年，砀山酥梨的销量比1954年增长了近一倍。
泗洪县的渔业发展则展现了另一种变化轨迹。划归江苏后，泗洪县的渔业生产与洪泽湖的整体规划更加协调。1957年，江苏省水产部门在泗洪县建立了第一个淡水渔业试验站。这个试验站引进了新型养殖技术，使得泗洪县的水产品产量在三年内翻了一番。
交通建设方面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1956年，安徽省交通部门启动了萧县至宿州的公路改造工程。这条全长68公里的公路，成为连接萧县与安徽省其他地区的重要通道。同年，江苏省也开始修建盱眙至淮安的公路，加强了盱眙县与江苏腹地的联系。
在防汛抗旱工作中，新的行政区划显示出明显优势。1956年夏季，淮河流域又遭遇了一次较大洪水。这次洪水中，由于洪泽湖已统一归属江苏管理，防汛指挥更加统一高效。江苏省水利部门的统计显示，1956年的洪水虽然水量与1954年相当，但受灾面积减少了约三分之一。
教育文化领域的调整也在稳步推进。1957年，原本在徐州上学的萧县、砀山县学生，陆续转入安徽的学校就读。江苏省则在泗洪县、盱眙县增设了多所中学，方便当地学生就近入学。
基层治理体系的重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以砀山县为例，全县设有23个区公所、189个乡政府。这些基层组织需要重新建立与安徽省各级部门的工作联系。县志记载，直到1957年底，这项工作才基本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区划调整并未割断这些县与原所属省份的联系。1958年，安徽省与江苏省签订了边界地区合作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两省在农产品流通、医疗卫生等方面保持密切合作。比如，萧县居民仍可以在徐州市的医院就医，享受与徐州市民同等待遇。
这种务实的合作方式，为区划调整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从历史档案来看，四个县在调整后的十年间，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民生改善，都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些变化印证了当初＂以水定界＂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五、区划调整的历史意义
这次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区域治理史上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首先体现在治水理念的革新上。1960年，水利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专门总结了这次调整的经验。会议指出，＂以水定界＂的做法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模式，为流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这种创新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1963年的淮河流域防汛工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年7月，淮河上游突降暴雨，洪水快速向下游蔓延。由于洪泽湖已实现统一管理，江苏省水利部门得以统筹调度，及时开启三河闸泄洪，避免了更大的灾害。据统计，这次洪水虽然水量超过1954年，但淮河下游的受灾面积仅为1954年的60%。
区划调整还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砀山县为例，划归安徽后，其果品产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1965年，安徽省农业部门在砀山县设立了果树研究所，开展品种改良试验。这个研究所培育出的＂砀山酥梨2号＂，产量比传统品种提高30%，很快在全省推广。
泗洪县的渔业发展同样印证了这一点。1964年，江苏省在泗洪县举办了首届洪泽湖渔业技术交流会。会上，泗洪县渔民展示的＂网箱养鱼＂技术引起广泛关注。这项技术充分利用了洪泽湖的水域特点，既提高了养殖效率，又减少了对湖区生态的影响。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区划调整后的效果更为显著。1966年完工的淮河干流整治工程就是一个例证。这项工程涉及多个堤防加固和河道疏浚项目，其中最关键的洪泽湖段工程，由于不再存在跨省协调问题，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三个月。
教育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1965年，安徽省在萧县建立了淮北地区第一所农业职业学校。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充分考虑了当地农业生产的特点，为萧县和周边地区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人才。
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同样值得关注。1964年，江苏省在盱眙县试行了＂湖区管理委员会＂制度。这个机构整合了水利、渔业、交通等部门的职能，实现了湖区事务的统一管理。这一制度后来在全省推广，成为水域治理的典范。
档案资料显示，区划调整还带来了行政效率的显著提升。以萧县为例，196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县级部门的公文处理时间平均缩短了40%，这主要得益于行政隶属关系的理顺。
在边界地区合作方面也形成了新的模式。1965年，安徽和江苏两省在边界地区建立了定期会商机制。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协调解决边界地区的经济、民生等问题。这种机制为后来全国其他省份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借鉴。
历史证明，这次区划调整不仅解决了淮河治理的难题，更为中国的区域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它展示了如何从地理特征和经济联系出发，合理划分行政区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些经验对于后来的行政区划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