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刚完成我的第三个故事片——《百老汇王子》。它是关于一个来自加纳的移民在曼哈顿街头卖冒牌钱包和运动鞋的故事。电影耗资46000美元，全部自掏腰包。我决定冒险赌一把：我把全部身家——大约100000美元，全部用于电影发行，也就说我决心自费发行这部电影。我们把我的电影排进了美国的一些著名影院，包括纽约市安格利卡电影中心，还花了很多钱在做广告上，仅仅《纽约时报》上一条广告就要耗费数千美元。自己投那么多钱进去感觉很疯狂，但我对自己的电影（它在电影节上反响很好）有信心，也想投资自己的作品。当时我确信自己能赚回些钱。但是，我大错特错。《百老汇王子》在院线反响很差，我投入发行的十万美元，只收回了两万八。这算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一次投资了。那真是让我跌到谷底，我重新开始抽烟（来缓解压力）。当时我想：“该死，难以置信。耗费了那么多时间和努力之后，终究一无所获。”我一个子都不剩地用光了所有钱，简直没有了立足之地。我当时觉得那将是我电影生涯的终结了，但从某种程度说，那其实只是开始。即使你向电影院发行电影亏了钱，但从更广的视角去看你的工作仍有价值，比如，评论家对电影发表了评论，电影得到了一些获奖资格，产业的决策者接触到你的电影并看到你的能力。尽管《百老汇王子》没有获得很好的商业认可，却拥有不俗的业界口碑，而且，我们还获得了独立精神奖的提名。突然之间，人们纷纷向我伸来橄榄枝，我的下一部电影——《待绽蔷薇》获得了25万美金的投资。
我还是个长在新泽西岛上的小男孩时就爱上了电影。我的母亲曾带我去当地图书馆看电视剧，那里还放映宇宙怪兽电影的片段，比如詹姆士·维尔的《科学怪人》。很快，我就发现了《星际大战》和《第三类接触》。高中时，又看了《机械战警》和《虎胆龙威》。
那时我不懂什么是摄影体系，却会幻想有一天也能拍出自己的大片。在我高中时光的尾端和四年纽约大学时光的伊始，独立电影——斯派克·李（Spike Lee）、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和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的作品吸引了我。我走遍现代美术博物馆、林肯中心、电影资料馆和纽约所有播放世界最佳和独立电影的艺术影院，并开始爱上更多探讨人类故事而非精于特效的电影。在我从纽约大学毕业之前，我明白了一件事：我没钱出去拍一部像《虎胆龙威》一样的动作大片作为我的处女作，而且偏巧我对独立电影的热爱造就了我的与众不同。
所以，25岁时我用在出版公司当录像监制存的钱，加上做几部商业广告的收入拍了我个人的第一部电影。那是一部名为《脏话》的电影，关注于美国郊区青年们的私人生活。成片只有35分钟，而且我们5万美金预算的大头都用在了购买电影胶片上。为了拍这部电影，我们求人借物，还做了小偷，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几年之后到了2000年，这部电影被收录在了“西南偏南电影节”（SXSW）。我当时想：“天哪，简直难以置信！”它竟然得到了认可。这部电影被纳入SXSW对我意义非凡。《脏话》当时很受欢迎，甚至还获得了一个小推广，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会一夜暴富或者人们会突然出来赞助我的下一部电影。坦白说，我们投资《脏话》的资金一文不剩，但车到山前必有路。在短短几年中，独立电影制作的经济状况经历了彻底的改变。
90年代末期的道格玛95运动改变了我，这场丹麦电影运动由电影制作者拉斯·冯·提尔和汤玛斯·凡提柏格发起，意图展示小成本预算也能拍出有力量的好电影，用标准的迷你DV录像带而非昂贵的胶片也能拍出评论家和观众认可的好作品。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拿着一部相机去拍摄自己的作品。
所以，和我相同境况的电影人邹时擎就和我合拍了一部成本仅有三千美元的电影——《外卖》，它是关于一个中国送餐员的故事。我们只有一个小角色，没有工作组，查尔斯·章——我们的主演，是我们团队的第三个成员。我们真正仅有的开销就是食物、地铁票、硬盘和录像带。
《外卖》海报
《待绽蔷薇》剧照
因为这些影片在评论界的成功，我的下一部电影——《待绽蔷薇》成了我诸多电影里第一部不用自筹资金的作品。而且玛丽亚·海明威的女儿，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孙女，德莉·海明威出演了本片的主角。她对此感兴趣正是因为其经纪人在影院看到了《百老汇王子》。最终，我的豪赌和自我投资竟获得了回报。《待绽蔷薇》由音乐盒电影公司拍摄并在西南偏南电影节获得首映，又既而获得了独立精神奖。但我并不觉得一切都变好了。《待绽蔷薇》之后我仍面临一些精打细算的缺钱日子。我曾想用1500万美元的预算在布莱顿海滩拍一部关于俄国公社的电影，但苦无资金。我又尝试用250万制作《佛罗里达乐园》，但又一次因为资金问题搁置。当时我都四十了，却还得向父母借钱大概三个月之久，这让我觉得很丢人。那时我消沉至极，却别无他法。
《橘子》剧照
后来，我记起马克和杰伊·杜普拉斯是《百老汇王子》的粉丝，于是向他们求助，他们同意资助我另一部名为《橘子》的低成本制作。《橘子》讲的是一个在洛杉矶工作的变性妓女的故事。因为预算实在有限我们决定用iPhone拍摄。电影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并在几天内就卖出了。木兰影业发行了这部电影，意味着这次我完全不用自己出资了！观众和评论家给予了影片难以置信的好评，甚至给它颁了几个奖。这部电影并没让人发财，我却看到了它的价值。
《佛罗里达乐园》海报
《橘子》成功后，我才有机会获得了《佛罗里达乐园》的拍摄资金。预算超过了200万美元，比我之前电影总开销的15倍还多。影片关注穷人社群中更边缘的人群，他们在迪士尼乐园的光环下艰难求生。我的电影似乎都在讨论那些经济窘迫，倍受排挤的边缘人群，他们中有些是非法移民，有些是性工作者，有些因为极端的贫困只能靠非法交易过活。我们的社会今天动辄谈钱：当你打开Instagram，每个人都在炫耀自己买了什么，然而那些被我们唯物主义剥削殆尽的人却被遗忘了——他们住在旧金山，暗藏在好莱坞的背光处；或者在佛罗里达，隐没于大型主题公园的阴影里。我希望有更多故事关注边缘群体和亚文化群体，关注他们的意识被传播，边缘群体的困境才可能得到化解。我不是政治家或者政策制定者，我是一名电影制作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的目的仅仅是为让边缘人群找到自信，让世界变得更好。
《佛罗里达乐园》剧照
有时通往改变的第一步是让问题显现。我曾以为钱多好办事，但后来我才明白，钱永远没有够的时候，成败与金钱预算无关。情况很棘手，但我们有责任把拍摄限定在预算之内，而且拍摄时长只能超过全片一个小时。就这样我仍给大家出了难题：我想要电影里有很多孩子出演，我想用全画幅拍摄，而且我把时间选在了奥兰多的酷暑。这是三个大难题。幸好结果令人满意，我们很激动这周终于能让影片和观众见面了。
Sean Baker
至于接下来，眼下也没有漫威一类的片子找上门，所以我不知道近期会不会投身于小时候钟爱的那种大片。最近，我在以保罗·托马斯·安德森这类电影人的事业走向为榜样，他们眼光独到，能自编自导。当我回顾过去20年创作和商业过程中所有的起落和全部压在电影上的风险投资，现在我才敢说有了小小的经济安全感，机会终于来了。昨晚，我和女友坐在沙发上，我看了她许久，说：“你知道吗？我46岁了，今天我才终于，终于，终于不用为了下个月的房租无着发愁害怕。”说到个人资产，那是任何人都能要的最充足的满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