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6日，一位年仅22岁的韩国女孩在宿舍自杀了。

有人说，她死得太不值得，弃即将徐徐展开的大好事业前程和华美的人生风景如敝履，年纪轻轻就选择放弃生命，死得轻若鸿毛。

在对她年轻的生命香消玉殒唏嘘哀叹的同时，还有更多的人认为，她的自杀，再次深刻地揭露出了韩国体坛长期以来静水深流的种种黑恶面相，发人深省。

她是谁？又为何轻生？她用自己的死换来的舆论风暴到底揭露出了韩国体育界何种程度的丑陋现实？

这位名叫崔淑贤的女孩，出生于1998年，是一名被誉为“明日之星”的韩国铁人三项运动项目的运动员。

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长期以来饱受噩梦侵扰，其状态之惨烈，让她不堪忍受，避无所避，以至于只有选择“死亡”这一“最后的逃跑通道”。

她的噩梦，始于花季，几乎横亘于她整个的青春运动生涯。

她的噩梦，始作俑者是各方势力的“通力合作”——她的教练、队医以及前辈队友，乃至于整个韩国体育界所根植的不良“生态环境”——他们通通都是罪魁祸首！

崔淑贤还是庆北体育高中一名中学运动员时，就开启了被折磨的噩梦。

被教练打骂是家常便饭，为此，崔淑贤每次训练回来都会用“哭泣”来宣泄心中的委屈。

作为年轻女孩，很容易把这些在日常训练和团队生活中遭受到的身体和精神虐待视为“被讨厌”，这样的心理更容易让她从受人折磨，演变为自我折磨。

在高三的时候，崔淑贤一度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后来，不得不吃抗抑郁的药，说白了，她因为“被折磨”而罹患了抑郁症！

即使在这样的折磨下，2015年，未满17岁的她仍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以高中生身份入选了韩国铁人三项国家队，还曾在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少年组女子比赛中获得了铜牌。

一时间，她被视为韩国最有前途的铁人三项选手之一。

网上的照片能够一窥她比赛时的风姿：她的身体姿态是那么地矫健，那么地年轻而美好，那么地充满了运动之美……

可是让崔淑贤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是，这些荣誉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好运，反而让她陷入了更加无法自拔的噩梦。

加入青州市厅队进行训练之后，她所遭受的来自于教练等人的折磨更是层层加码， 难以承受的她曾试图反抗，但越是反抗，折磨则越是变本加厉。

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医，甚至资历比她高一点的前辈队友，训练团队中从上到下，很多人都可以对她任意施以打骂等霸凌行为。

这些人对她霸凌的理由“门槛”之低，令人大跌眼镜：

她偶尔吃一点零食、偶尔没有控制好体重、输了比赛……，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施暴者虐待她的理由。

2017年在日本参加比赛的时候，她因为肚子饿去超市买饮料，被教练捉到，于是，她当着超市其他人的面被教练狠狠地暴打了一顿。类似的施虐行为不胜枚举。

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当时由韩国媒体公布的她生前记录的一段“录音暴行”中所记录的内容：

录音中，她被一个男人连续扇了20多个耳光，每一下都仿佛用尽全力，虽然只是音频证据，但足以听出男子出手的狠辣，当然暴行不止于此，还可以听见她的其他部位肢体被殴打的声音 。录音中更有这名施虐男子侮辱性的恶言恶语：“你不就是该骂吗狗娘养的。嗯？”

而这个言语粗鄙，下手狠辣的施暴者正是崔淑贤当时的教练金某。

涉事人员

除了教练以外，崔淑贤所在训练团队的队医也参与了施暴。

这位安姓队医足足拳打脚踢了崔淑贤20多分钟，甚至打断了她的一根肋骨，施暴期间还要求作为被虐者的她“咬紧牙关，给我咬着”。

他俩肆意施暴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崔淑贤当天早上未在金姓教练批准的情况下吃了一个桃子。

还有一次，仅仅因为崔淑贤没有控制好体重，就被教练和队医施以“食罚”：

他们要求她买来20万韩元（约1180元人民币）的面包，并被强迫当众吃下去，一直吃到吐，吐了再继续吃……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面对如此人神共愤的施虐行为，崔淑贤没有经过任何反抗和忍耐，就选择自杀了吗？

崔淑贤自杀后，有人曾质疑过她：一个死都不怕的人，居然不敢反抗，这说明她的心理还不够强大。

其实，她也曾驱动过心理能量来自我疏解长期的“被暴虐”状态。

身边的人都肆意地凌辱她，让她极度缺乏安全感，不敢轻易地向周围的人吐露心声，她只能将自己内心的苦楚都记录于日记当中，借此来慰藉自己早已支离破碎的内心。

日记，成为了她对抗噩梦的心理武器；日记，让她得以在如此非人的折磨中坚持了很久。

种种折磨被她记录到了日记里，她一再写下了内心的伤痛：

"今天下雨了，我被打得很惨，每天都在流泪，像一条狗一样被打，我宁可死了。”

“好想求你们停下来不要折腾了，停下停下拜托了到此为止吧，我到底对你们犯下了什么罪啊。”

崔淑贤的日记里还记录了前辈队友A某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她写道：

“A某骂人都是基本操作了，为什么能够对别人那么无视呢？”

她的抗争，还体现在她保留了多段“暴力录音”，正是这些在她死后被媒体曝光的录音和日记，才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她生前所遭受的种种不堪和韩国体育界的暗黑现实。

从她的日记中，人们心疼地发现，她的心理能量在逐渐地耗尽，她逐渐丧失了与暴虐不堪的训练团队相处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直到2019年1月份时，她日记中的文字还是积极向上的，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铁人三项华丽回归吧！不要在意别人的话！”

“我会实现我的目标的！”

“淑贤，你可以做到的！”

可是，令人痛心的是，从2019年2月份开始，她日记中的文字开始变得乌云密布……

崔淑贤也曾经诉诸权威机构，向他们诉说自己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请求有关方面介入调查：

2020年3月5日，崔淑贤针对教练等人对她的施虐和施暴行为进行了报警；

2020年3月11日警方开始调查；

2020年4月8日，崔淑贤向大韩体育会体育人权中心投诉，该中心是一个管理韩国所有比赛团体的权威机构；

2020年6月25日，崔淑贤向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投诉。

媒体所展示出的这张密集的“投诉时间表”令人触目惊心，扼腕叹息。

触目惊心，是因为从中可以感受到作为受虐者的崔淑贤的内心早已不堪重负，同时身体还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扼腕叹息，是因为，她如此密集地投诉，并没有唤醒任何相关机构和当局对她的悲惨遭遇的重视，她最后的呼喊，犹如石沉大海，未能掀起一丝波浪。

韩国体育协会等多家权威机构，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人回应崔淑贤最后的求救，没有任何一方采取任何措施。

那种感觉仿佛坠入海底的人，既无法呼救也无法呼吸，围绕着她的只有冰凉的海水和无尽的绝望。

求助无门的崔淑贤最后的一丝希望也断了，面对这样的局面她终于崩溃了，最后她选择自杀身亡，别无他途。即便她的内心早已强大到，让她可以在各大赛场上处变不惊，但最终还是没能支撑她走过有如暗夜般的22岁。

6月26日凌晨，崔淑贤给母亲发去了最后一则消息：

妈妈，我爱你。

帮我把那些人的罪行说清楚。

之后，无论她的母亲再怎么呼叫她，都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当天中午，当人们赶到她在釜山的宿舍时才发现，年轻的她已经香消玉殒。

一时间，体坛新秀崔淑贤不堪团队教练等人的暴虐而自杀的消息，引发了一股舆论旋风：

无比愤怒的韩国民众在青瓦台网站请愿，要求严惩加害者；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更是亲自下令指示有关部门彻查此事。

更有人尖锐地指出：这个22岁体坛女孩的绝望自杀，再揭韩国体坛恶臭黑历史……

好一个“再揭”！

这“再揭”二字，贴切地概括了长期以来，像又臭又毒、肆意蔓延的恶之花一样，被侵蚀的韩国体坛。韩国体育界霸凌行为蔚然成风的事实，也撕破了长期以来被精心粉饰出的太平，此前此类举报虽然时有出现，但并未引起关注，此事一出，肮脏被尽数抖搂在公众视野。

在韩国体育界，运动员遭受霸凌的事件并非个例。

如果以崔淑贤事件为时间节点，那么，在此事件前后，韩国体坛很多运动项目都普遍性地充斥着来自教练等权力者对运动员，尤其是年轻女性运动员的性侵、殴打、食罚等霸凌行为，所以，崔淑贤事件可谓是“承前启后”般地掀开了韩国体坛恶之花的冰山一角。

韩货网球运动员金银姬

先说“承前”。

早在2014年，率队参加索契冬奥会的韩国女子冰壶队教练就曾被队员们举报性骚扰；

2015年，一名前韩国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在执教时对女队员性骚扰，骚扰对象包括一名11岁小孩；

2018年，韩国网球运动员金银姬接受采访时袒露，她在10岁时就被教练性侵长达两年，她曾经因此想要自杀。

沈锡希

最具轰动效应的是2018年的沈锡希及其后续一系列事件：

2018年1月，21岁的韩国速滑名将沈锡希遭到主教练赵宰范殴打，而且还是发生在总统视察该训练队的前一天；

同年，沈锡希和三名队友一起将教练赵宰范告上法庭，称她们在2011年至2018年间遭到教练殴打，沈锡希还指控赵宰范从她8岁开始，就对她进行了长达13年的反复性侵和殴打。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前，教练用拳头和脚打她，直到她觉得“她会死去”。

赵宰范本人对以上种种罪行供认不讳。

沈锡希事件后，韩国体育界其他项目的很多选手也纷纷勇敢地站出来，曝光自己曾经受到的来自教练等人的暴行，席卷全球的“Me Too”运动，也在韩国体坛掀起了燎原之势。

与此同时，韩国总统也曾要求对体育界的霸凌和暴力行为进行彻查和严厉的处罚。

到了2019年初，韩国人权委员会还曾针对韩国体坛长期存在的霸凌现象，对几千名成年及未成年运动员进行了采访调查。

随后，韩国体育相关部门也终于站出来道歉自省，文体观光部和女性家族部等政府部门开始纷纷出台对策……

然而，这些舆论和官方机构的行动并没有改变什么。

就在崔淑贤自杀事件的一个多月后，年仅25岁的韩国排球女名将高友敏也在家被发现自杀身亡。

这位同样拥有“明日之星”称号的优秀年轻女运动员自杀的原因仍然与其所在训练团队脱不了干系：在她因为赛场发挥失利而压力倍增之时，她的教练和队友们不仅没有安慰和鼓励她，反而却对她施加了很大的冷暴力，这让她精神破溃而选择自杀。

这些正值花期的年轻女孩们，却一个个“前赴后继”地惨死在长期荼毒韩国体坛的霸凌恶之花的毒气之下，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那么，“崔淑贤们”以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来进行的抗争会有效果吗？根植于韩国体坛已达数十年之久的肮脏而丑陋的恶习，有可能改变或消除吗？

崔淑贤自杀后，有人不解：她遭受如此虐待和精神压力，为什么不选择离开训练团队？

甚至有人“恨铁不成钢”地责怪死者：敢自杀为什么不敢杀坏人呢？

其实，害死“崔淑贤们”的并非单一的人、事、物，而是多种因素长期“化学作用”形成的系统和制度。像崔淑贤这样本身就置身于这种固若金汤的制度中的个体，仅凭一己之力是很难撼动它的根基的。

霸凌和暴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其生长的土壤，而韩国体坛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制度之殇，就是恶之花肆意蔓延的土壤。

的确，崔淑贤的队友中，有不堪忍受团队的霸凌氛围而选择调离的，但试问，她离得开吗？

对于一个从中学时代就献身体育的韩国女孩来说，其实她已经将自己的未来命运与韩国体坛封闭的制度环境“绑定”了，只要这制度之殇的恶之花还在“盛开”着，那么，就会险象环生，她很可能刚离开狼窝，又落入虎口……

若细加梳理，可以发现，其实，造成韩国体坛长期以来恶之花久开不败的制度土壤是多种因素“共谋”的结果。

首先，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暴力文化。

韩国在60年代经历了独裁统治时期，逐步形成了暴力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人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暴力文化蔓延到体育界，就演变成了教练们用暴力手段来“治理”团队的做法：

早在1983年墨西哥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上，韩国主帅朴钟焕所采用的“斯巴达式”的暴力训练方式就因其所取得的国际赛事好成绩而得到了体育界的认可。

人们在为好成绩欢呼雀跃的时候，全然忘记了队员们遭受过的暴力。

其次，韩国体坛制度中，教练们所拥有的绝对权力，也是恶之花生长的重要的根源 。

在韩国，教练们掌握了运动员的“生杀大权”，他们可以决定选手是否有机会参加比赛，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运动员的前途，运动员们难有反抗之力，受害者举报后还将面临断送职业生涯的风险。

一直以来，在韩国的教练们的圈子内有这样一个声音：想让他们（运动员）听话，最有效的办法一是性关系，二就是暴力。

在此，我们是否可以追问：韩国教练们手中绝对的权力，是否导致了韩国体坛绝对的暴力呢？

另外，韩国一直流行的前后辈之间论资排辈的“习惯”，也对这恶之花的土壤有助力施肥之催化功效。

绝对的权力不仅异化了教练们，也逐渐培养出了被异化了的运动员，当他们还是稚嫩的运动员时，他们被教练和前辈队友欺负，但一旦他们翅膀硬一点了，他们就会成为肆意妄为地营造暴力氛围、欺负后辈的“前辈”。

当然，韩国体育界官方绵软无力的监管，则充当了这个已经烂透了的“制度”中一根不可或缺的顶梁柱。

韩国体坛官方监管者一方面视体育运动中出现的殴打和虐待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从而忽视受害者的求救信号，另一方面，却对施暴者过度宽容。

纵观崔淑贤自杀事件前后的许多案例，那些施暴的罪魁祸首，虽然也遭到了一些处罚，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暗箱操作而得以“翻身”，例如，他们还可以想办法去海外体育界再执教鞭，或者以私人教练的身份继续活跃在体坛。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崔淑贤生前曾经密集地向多方发出的求救信号，却只落得个无人问津的悲催境地。

人们都说韩国娱乐界有着恶臭不堪的内核，而在此“比烂”方面，韩国体育界一点都不落人后。

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年轻的韩国舞蹈练习生光鲜亮丽的外表和歌舞技能，却无人关注他们好看的皮囊下是否拥有优雅高尚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