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下有杭，人来人往。杭州旧称“临安”，在南宋时期成为都城，宋高宗带着“丰富”的北宋文化及商业特色来到杭州发展，让杭州继承了唐宋以来最为丰富的“人文历史”。本就是江南美地，加之南宋时期的“京城”效应，杭州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时光荏苒，近千年后，杭州城里仍有许多南宋的“痕迹”，如“御街”和“皇城”，又从实体的遗迹再到深刻的文化遗产。走近杭州，游转难以抹去的城市历史，时光里的奥秘。

杭州的繁华是“内敛”的静态美，既有着现代城市的科技之感，又不缺江南水色的柔和和城市先天的自然。“御街”，这是杭州城目前著名的景点之一，御街的设计格局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实则与“南宋”时的临安街市有着极大的文化传承特征在内。现如今开放的“御街”，是现代杭州所新设的商业街道，真正的“南宋御街”遗址，则在凤凰山之下。

宋高宗建炎三年，南宋朝廷南迁至临安。高宗以当时的“仁和门”为寓意称：“此京师门名也”，这里的“京师”则是北宋时的汴京城，由因此号之为“临安府”，直到1138年，临安被正式确立为南宋朝廷新的都城。早在南宋以前，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辟，就已经让杭州有了鼎盛的“往来面貌”，成为国内南北沟通的重要城市，再到五代时期，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北宋时杭州更是主要的“经济文化”走在前沿的城市之一，于是到了南宋时期，杭州已经有了完善的条件足以继承北宋“遗宝”，成为新的都城。南宋军事在与金对抗的过程中呈现劣势，但这并不妨碍南宋临安的经济文化发展。如今的“御街”商业繁华，其实在南宋时繁华程度亦不逊色，南宋时期大臣李心传有言：“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庞大的人口基础和人口汇聚的条件，让南宋都城更甚汴京之景，而在商业上，也同样延续了北宋时各类充实的商业文化，北宋时汴京还有着“不得侵街”的禁令，但到了南宋临安，商业入街成为常态，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所记载的南宋街市是一番这样的景象：“户口蕃盛……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

南宋时的“御道”，作为提供皇帝出行的专属道路，其设计在杭州的中心线上，而在御道的两旁，则是供以平民百姓行走和进行商业活动的街市与道路，这一段位置也可以说是数百年前南宋时的“CBD”区域。临安街市所进行的商业活动更是多样化，先是金金银器具的售卖：“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再到南宋时引以为傲的“陶瓷”，都是无比受欢迎。《梦梁录》中记载的“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与现代的杭州街头相比，两段时光相比，繁华都一如既往，这可以说是商业繁荣的传承的表现。

南宋时的“御道”，是南宋皇帝每隔三年都要走一次进行“祭祖”的道路，“御道”全长四公里左右，也正是这四公里长度所带动的“御街”商业，繁荣至极。当时临安城几乎上半的“商品贸易”都集中在御街这一带，其中的“帝皇”效应发挥到了极致。

①、手工商品全面化，商品经济明显

“丝帛”、“陶瓷”、“金银制品”是当时临安城事最为受欢迎的手工商品，这些商品代表着南宋时手工业的持续进步。这种发达的现象来自于民众的汇聚，庞大的商业需求。南宋时的陶瓷十分著名，“陶瓷”一物更说明了南宋的商业，摆脱了低效率的“原料销售”，变成了附加值更高的“手工商品”。这样的基础下，南宋临安的主要生产方式便是“商品经济”，而且这样的商品经济趋势还有着向临安城外扩散的倾向，《都城纪胜》有言：“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临安内发达的商品经济更是带动了外围的“市场”发展，而这样的商业模型，正是以“御街”为地理中心，以“手工商品”为核心特色所展开的。

②、南宋临安人，也花“纸币”（会子）

“会子”是继承“北宋”交子的市场纸质货币，但会子与交子相比，其使用的人群更为庞大，基于快速发展的南宋商业，占据空间小的支付手段成为主流。南宋政府当时设立了名为“行在会子务”的机构，目的就是为了发行及管理会子，加快市场流动。因此，临安人民在南宋时就已经把花“纸币”当作一种常态，这种常态更不局限于“临安人”，当时的临安也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大城，会子的流通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商业智慧。

③、南宋临安人，娱乐活动也精彩

“御街”总体可分为“奢侈品”区域，“常态商品”区域，还有就是“文娱类”商业区域。其中文娱类商业，代表的正是南宋时著名的“勾栏瓦肆”。南宋时聚集天下特色的“文艺才艺”表演，在勾栏瓦肆都可以看到，这是临安人民当时主要的“娱乐生活”之一，而且还是“三更亦不绝”的持续化，比起北宋时期，南宋的“文化夜市”已经彻底打破思想的禁锢。《梦梁录》中更称之为“百戏”：“兼之百戏，能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过刀门、过圈子等了”。由此可见，南宋时临安人的娱乐活动也同样十分精彩，汇聚着各地特色的文化表演，文化融合程度极高。

杭州有一别称，名为“钱塘”。钱塘的来由便是紧贴着杭州的钱塘江，钱塘江作为“临安”水上运输及贸易的重要场所，也同样有着深刻的意义。据《宋会要》记载，宋高宗本人极度重视钱塘江的“水运贸易”，他认为：“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而且当时“临安”作为中原政权的都城，也成为了并列于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临安的“水上贸易”极为繁盛。

可以想象，南宋时代的临安，北接“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南接钱塘江连通南方城市，如此一来，南北人口则不断来往临安，也带来不同的文化和商品，彼时的杭州，国际都市色彩浓烈。《梦梁录》有言：“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文述可见，四方汇聚的“商船及商人”，极大丰富了临安的城市贸易，当时的杭州河运，一片繁忙，由水路为纽带，连通天下的商品贸易。临安的建设也更是在这样大规模的基础上，愈加完善商品经济的打造。除了商品贸易之外，临安的“河运”更打造了完美的“江南旅行”文化。杭州之水景，完美有二：

一为“西湖”风光

二为“钱塘江”涨潮

彼此的临安西湖上，游船极多，大小竞帆于水面，据《梦梁录》所言，当时的一种“车船”最为新奇：“船棚上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正是这样的设计，让来到临安旅行的天下游人们络绎不绝，而车船的特征，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南宋时造船技术的“优越”。游完西湖之后便是“观钱塘江潮”，钱塘江潮至今依旧存在，一年一度的钱塘江潮的“观赏”早在南宋也已经存在。南宋著名“杭州文化”记录者周密，其在《观潮》一文中就曾记载：“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这里就反映了发达的水系，所承载的临安的“水上旅行文化”。

①、临安注重“创造”，是商品的首发地

临安“经济圈”，其实更是连接着庞大的“江南经济圈”，南方广州的水运发达，但却并不注重生产，可临安却不同，它自身便有了完善的商品生产脉络。如在凤凰山之下的“修内司”官窑，就是两宋文明中重要的陶瓷生产地之一，那么“陶瓷”对于当时水运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除却陶瓷外，加工行业多样化的杭州，及周围“加工作坊”极多的江南城镇，这些庞大又精致的商品供给，形成了完善的“生产+运输+销售”的完整生态链，在南宋之时达到鼎盛。

②、既是都城，又在水网密布的江南

比起北宋汴京，临安的地理位置对发展水上交通是有着极大优势的。钱塘江外接海洋，进出口便不存在太大的问题，而在陆地内的河网又同样遍布在周围，再加上“临安”的都城效应，越来越多的人都对长安趋之若鹜。这样的“地理”、“政治”双重优势下，临安的“水上经济以及文化”自然也是不弱。

自南宋以来，杭州的“富裕形象”便一直存在，南宋时期的临安，给临安奠定了极大的贸易和文化基础。经过两宋文化的洗礼，在之后的元明清时代，杭州城市地位依旧十分重要。因为南宋时期的“迁都”，杭州一带的海运及“海上丝路”的繁华性更重于南方沿海的广州，与日本的海上丝路的密切往来，其中就有杭州商品的影子。

杭州在元代是著名的“印刷”之城，两宋传承以来的印刷技术，让杭州成为了文化的“印刷之地”，到了明清时期，富足的江南更是以“苏杭”为中心，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直到清末，我国近代诸多工业以及新式制造业都是杭州起步的。

“南宋文化”仅是一个片段，但也连接着传承的历史，养育过不计其数的江南子民，路过百万人家的岁月光华。

“杭州”文化是儒雅温和的文化，南宋时期因为对外的弱势，南宋贵族群体更向往内在的精致，于是从城市的样貌，再到文化的风向，钟爱的商品，都有着“淡雅”又“厚重”的人文色彩，这也是如今杭州的主流文化特征之一。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才让杭州成为恬和又让人欢乐的“天堂”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