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者、著名书法家陈相国:中国书法的理想境界是和谐与超脱

华北艺术资讯 2024-05-28 20:46:12

陈相国,空军某部政委,著名书法家,一级书法师、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书法艺委会理事;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注册教师、培训师;中国和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海淀区等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北京市海淀区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北京青少年诗词创作协会秘书长。著有诗集《另一种飞行》。

陈相国出生于孔孟故里,教师家庭,自幼喜书研墨,通达诗词歌赋。曾驾机翱翔蓝天,受阅于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首都大阅兵。出身于陈氏大家族之书香门第,受祖辈影响自幼钟情于文学翰墨、诗词歌赋,多次参赛和发表文章。文学、书法作品多见于《诗刊》《中国艺术报》《书法报》等数十家报刊杂志。曾得当代著名书法家孙晓云、苏士澍、龙开胜、周持等老师指导。

陈相国是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书法艺委会理事;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注册教师、培训师;中国和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海淀区等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北京市海淀区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北京青少年诗词创作协会秘书长。

陈相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特长比较突出。在《中华英才》《星河》《无棣大众报》《军事学术》《中国乡村》《作家报》《中国风》《中国好诗》《军旅诗界》《文学高地》《前卫文学》《河东诗论》《华语诗典藏》《文艺众家》《文化生活》《中国文学网》《现代美文》《首都文学》《国土资源科普与文化》《海淀文艺》《2018年中国新诗日历》等发表诗词、文章,多次参赛获奖和被典籍收藏。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这一博大精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法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历史性的嬗变过程。而具有姊妹性质的书画艺术在历史的嬗变中又以其互补性和独立性释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由于书、画创作所采用的工具与材料具有一致性。

《历代名画记》中谈论古文字、图画的起源时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法虽然具有同源的可比性,但以后的发展状况是以互补的独立性发展变化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中国文字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有记载可考者,当在汉末魏晋之间(大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然而,这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中国文字的滥觞、初具艺术性早期作品的产生,无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就书法看,尽管早期文字——甲骨文,还有象形字,同一字的繁简不同,笔画多少不一的情况。但已具有了对称、均衡的规律,以及用笔(刀)、结字、章法的一些规律性因素。而且,在线条的组织,笔画的起止变化方面已带有墨书的意味、笔致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先前书法艺术的产生、存在,不仅属于书法史的范畴,而且也是后代的艺术形式发展、嬗变中可以借鉴与思考的重要范例。

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一个历时性、线性的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着自身的发展面貌。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这在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书法之所以能够超越实用的局限而成为一门艺术,是由于汉字的构成特点及其书写工具和载体等因素决定的。汉字由点和线组合而成,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质。而“点”是线的浓缩,“线”亦是点的延长,“点”和“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而中国的书法艺术,又被称作线条的艺术。

这简单而抽象的线条如何会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呢?毛笔的使用是首要因素。汉字史上,起源最久远的成字工具是契刀和毛笔,但使用时间最长的书写工具是毛笔。与甲骨刻辞同时出现的殷商甲骨书辞即为明证。当契刻文字退出历史舞台后,毛笔的制作工艺和书写功能却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毛笔的特性是软,“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当然,此“软”指弹性而言,非软弱之意。

随着遣毫之时的提、按、顿、挫、疾、徐、迅、缓,产生出极尽变化的线条造型,分割出大小兼存的块面,营造出别有洞天的艺术世界。另外,为中国书法所采用的书写载体,也规定着它能够具备艺术感染力的特性。汉字的书写载体历经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等多种变迁,韧性强、质柔软的安徽宣州纸最终成为理想的书写载体,笔墨挥洒其上,交融渗化、黑白浓淡之间情趣并出。可以说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力与这种书写材料的应用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中国书法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之独响,并且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精髓的代表,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

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状如算子的等量排列,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和”意义上的平衡。笔画间的映带之势,顾盼之姿,在注重个体存在的同时,兼顾补充其它的功用。

如《兰亭序》的章法整体雅致匀衡,也是通过对每一纵行的左偏右移不断调整、造险救险而实现的。黄庭坚《黄州寒食诗卷跋》的章法也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可见,一点一画,互相牵制,互为生发,彼此衬托;一字一行,小大参错,牝牡相衔,彼此渲染,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毫无疑问受儒道两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

当然,书法艺术中对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反之,清代又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特别是金石之学昌盛,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康有为、梁启超的书法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既有雄强浑穆之气象,又有意态潇洒之奇逸,刚中带柔。

先秦哲学中,道家的虚无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老子》云:“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淮南子》云:“有生于无,实出于虚”。书法艺术中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正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如在颜真卿《刘中使帖》、宋克草书《杜甫壮游诗》、董其昌草书《白居易琵琶行》、怀素《自叙帖》中,虚实相间的例子更为比比皆是。

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为心画。就个体而言,书法作品中的笔墨线条,是书者情感的倾诉,心性的抒发,怀抱的展示:《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就整体而言,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拙朴的甲骨文和端严的金文,描绘了商周先民卜问上苍“此受又(佑)?”时的虔诚神态和镌刻“子子孙孙永保用”时的郑重神情;中正匀衡的秦刻石,表明了四海之内初统于一时,始皇经营秦帝国的良苦用心。即使是从某个汉字的书写中,也可以体味到民族文化的内涵。

中国书法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深刻而周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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