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是如何带领余部找到出路的？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但很快，起义部队就因遭遇强敌而失利，起义余部根据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命令，赶往文家市会师。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重点讨论起义部队接下来的去向问题。

起义部队接连受挫，很快就令毛泽东清醒过来，他认为，当前的形势就是敌强我弱，如果攻打城市已经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他果断决定放弃原定的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提出，中国幅员辽阔，广大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部队应该转向湘赣粤三省交界的农村去。

这是部队在遭遇绝境时，毛泽东第一次为部队找到的出路。到了农村，可以开展土地革命，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在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好在前委大多数同志最后都坚决拥护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拒绝了余洒度等人顽固坚持的“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

会议最后确定了向湘、赣、粤三省边界农村进军的伟大战略方针，9月20日吃过早饭，前委书记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离开文家市，沿着罗霄山脉南下，向井冈山进军。部队沿着湘、赣两省边界，抄小路、翻高山，抵达芦溪时，遭遇敌军两个团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

为使部队脱离险境，毛泽东率领部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莲花县挺进，25日中午，一举攻克莲花县城。9月29日，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休息了三天。这时，部队只剩下不到1000人。自从秋收起义失利后，部队一路被湖南的敌人追着跑，沿途的民团和保卫团也趁机咬一口。

部队很多都是没经过锻炼的年轻人，哪里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和挫折？抵达三湾后，部队里充斥着疲惫、困苦、饥饿和惊慌的情绪。偏偏这时，几乎每个战士都传染了疟疾、痢疾，几乎每隔几步，就有战士躺在草地上痛苦地浑身发抖，部队宿营的地方，每天都闻得到一种难闻的腥气。

尤其是身为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大发牢骚，说我们部队好像打了几十个败仗，现在人员减少，部队要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还不足一个团，是改编为两个营。大家瞪着眼睛看他，都好像失魂落魄一般。幸好，在这个关键时候，毛泽东出来给大家讲话了，那时候，大家叫他毛委员。

毛泽东的话特别接地气，特别鼓士气，他说，敌人只是在我们屁股后面放冷枪，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再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你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个。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毛泽东的话让部队一扫恐慌绝望的情绪，纷纷振作起来，对鼓舞部队的士气，树立大家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毛泽东在这种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在三湾短短三天的时间内，在一个本来与他毫无社会关系的部队中迅速建立起他的威信，采取民主的工作方法，团结了部队的下层干部和普通战士，公开宣布前敌委员会的组织，并开始在部队建立党的领导的基础，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湾改编”。

毛泽东亲自操刀的“三湾改编”绝不是他临时起意的操作，而是建立在他对当时中国国情、敌我双方力量和优劣的深入分析，以及对部队情况全面掌握的基础上，他从文家市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始，每天都在找战士们谈话，为的就是了解部队情况，考虑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部队。

毛泽东通过一路上的深入细致调查，找到了部队的问题所在，就利用在三湾的三天时间对部队进行了全新的整顿和改编，毛泽东根据去留自愿的原则，愿意留下来的就留下来，要走的，就一律发给5元钱的路费。这么一来，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真正的革命者。

接着，毛泽东将原本号称一个师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第一团缩编为第一营，第三团缩编为第三营，第二团人少，缩编为一个特务连，全团共7个连。整编后，剩下的军官编进军官队，伤病员和医务人员合编为卫生队，军官队和卫生队都直属团部领导，并对全团干部重新进行任命。

部队缩编后，毛泽东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支部队有从国民革命军分化出来的，也有工农武装暴动而来的，但当时一个团都只有一个支部。这是毛泽东一路上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部队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没有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才会导致部队凝聚力涣散，一路上各种牢骚怪话都有，甚至一路走一路有人离队。毛泽东认为，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要做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必须把党支部建立在连上。也就是说，毛泽东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此次整编的重点内容。

改编后，连队建立了党支部，班排建立了党小组，营团建立了党委，连以上各级党组织都设立了党代表，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组织开会讨论决定。并规定，全团各级党组织都归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样就建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整个部队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整个部队就有了主心骨——党组织在部队中就能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效保证了这支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也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牢固奠定了这支部队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此外，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中，还发现部队存在一个严重问题：整支部队依旧保留着浓厚的旧军队的腐败习气，比如，官兵严重不平等，军官动辄殴打士兵，士兵就连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力都没有；在生活上，比如在吃穿方面，士兵和军官的待遇相差悬殊。

不清除这种旧军队沿袭下来的腐败制度和不良影响，这支部队就无法凝聚人心。毛泽东在军队内部建立起了民主集中制度，强调官兵一致，明确宣布，官兵在政治上平等，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所有繁琐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

并从制度上保证官兵一致：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委员由选举产生，由有威信的士兵或者班长担任委员会主席。士兵委员会既代表士兵利益，又是党组织的助手，有权监督各级军官。并实行经济公开，由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一律平等，官兵在吃穿上完全一致。

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到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军官做错了事情，要受到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是制裁。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做法似乎有点极端民主化的味道，但当时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坚决废除旧军队的腐败习气，建立新型官兵关系，这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和办法。

通过这种办法，在短时间内迅速肃清了部队里的军阀残余。部队有了民主，才能提高大家的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和部队的军阀残余比起来，部队里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比较容易克服的。比如，起初执行时，就连没收地主一个鸡蛋也要士兵委员会来平分。

但由于新的制度执行下去后，干部处处都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越来越受到感动，他们也慢慢从具体实践中发现，很多事情是不能做到绝对平均的，他们也慢慢改变过来，开始慢慢自觉地爱护干部，并听从指挥了。

三湾改编后，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官兵艰苦与共，待遇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官兵关系迅速密切起来，同时，这一制度也迅速而有效地改造了军官和干部。部队的这些转变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转变，标志着三湾改编后这支部队才真正成为新型人民军队。

可以说，“三湾改编”是部队在遭遇绝境时，毛泽东第二次为部队找到的出路。如果没有“三湾改编”，这支充满旧军阀习气的部队是没有凝聚力，没有战斗力的，走不了多远，扛不住打击。“三湾改编”之后，这支部队才真正脱胎换骨，成长为一支真正的新型人民军队，有了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湾改编后，部队向宁冈进发，在宁冈古城开了一个会，这个会意义非凡，就是毛泽东第三次为部队找到的出路。古城会议上，毛泽东先是总结了秋收起义的教训：一是分兵作战，被敌人各个击破；二是错在攻打大城市；三是以疲惫之师攻打以逸待劳的敌人，所以遭遇失利。

毛泽东继续让那些吃不了苦，心生动摇的人离开部队，规定他们可以请假，以后如果愿意再加入，当时就走了50多个人。尤其是蒋介石放出风来说绝不杀黄埔学生后，一些黄埔学生出身的也走了，比如余洒度后来也走了。

毛泽东在古城会议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派人与中央、湖南省委和县委联系。不久后，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为下一步建立稳固的后方和根据地打下了基础。第四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毛泽东主动通过宁冈县委与袁文才、王佐取得联系，并亲自争取他们加入革命队伍。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要上井冈山，就无法绕过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要想在井冈山立足，就必须取得同这两人的真心合作。当时，有人认为袁文才和王佐名为农民自卫军，实则土匪部队，主张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对这种错误意见进行了严厉批评。

毛泽东认为，袁、王二人的部队多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虽然“绿林”习气、地方主义严重，但只要让他们接受党的领导，是可以改造的，应该主动同他们搞好关系，团结他们一道革命。这是毛泽东非常了不起的远见，后来，正是吸收了袁、王二人，部队才在井冈山真正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虽然失利，但他迅速找到了出路，这三次出路是环环相扣的：先是决定带领部队进军井冈山，这就帮助部队迅速摆脱了极度危险；紧接着“三湾改编”让部队脱胎换骨；最后吸收袁、王二人，才能在不久后成功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就是毛泽东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总能在绝境中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