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个愤怒的普通人
今天早上,我的手机被一条新闻刷屏了——余华英被执行死刑。这个名字,或许你从未听过,但她的罪行,足以让每一个为人父母者浑身发抖。
当我点开案件细节时,手指几乎是颤抖的。17个孩子,12个家庭,30年的人生撕裂。这个生于1963年的云南女人,用最肮脏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人性之恶,可以低到连亲骨肉都能明码标价。

1991年,余华英和情夫龚显良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像挑牲口一样走进河北邯郸的买家屋里。5000元——这是她“卖货”的起步价。这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男婴,成了她罪恶产业链的第一块垫脚石。
但真正让我后背发凉的,是她在法庭上的供述:“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得钱。”说这话时,她的语气平静得像在菜市场讨价还价。

余华英的“职业素养”堪称魔鬼级:
用亲生女儿当诱饵,让4岁的杨妞花误以为这是“带她找妈妈”的善良阿姨;在火车上恐吓被拐儿童:“再哭就把你扔下车”,让5岁孩子从此不敢出声;专挑务工家庭下手,因为“丢了孩子也不敢报警”。最讽刺的是,她连作案路线都像经营连锁店:云南物色“货源”,贵阳中转“仓储”,邯郸终端“销售”。这个产业链的“效率”,让多少父母夜夜跪在神佛前痛哭?

被拐26年的杨妞花,找到家时父母已因抑郁自杀。她在坟前磕头时,土里埋着的何止是双亲?还有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希望。
更让我揪心的是胡兆周夫妇。两个儿子被拐后,丈夫在工地摔成残疾,妻子扫了20年大街攒寻人启事印刷费。去年小儿子找回来了,可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你们为什么当初没看好我?”
这些伤痕,是余华英的死刑能抚平的吗?

当我在深夜里翻遍案件资料,发现最可怕的不是余华英,而是她竟然能三进三出司法系统:
2004年第一次入狱,她用假身份“张芸”减刑3年;出狱后继续作案,直到2022年才因杨妞花的指认落网;重审时新增6项罪名,暴露当初基层户籍管理形同虚设。这让我想起一个数据:中国每年约7万失踪儿童中,超90%与监护漏洞有关。当我们喊着“买卖同罪”时,是否也该问问:为什么人贩子总能精准找到“易拐目标”?

第一件事,给我妈打了电话。她说:“你3岁那年差点在火车站被抱走,幸亏我死拽着不放。”原来我和地狱的距离,只差一个余华英。
第二件事,翻出了家里尘封的户口本。看着“监护人”那栏,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有父母愿意倾家荡产装GPS定位器——在这个看似文明的社会,保护孩子竟需要像保护国宝一样警惕。
余华英的死刑,是对17个家庭的交代,但绝不是终点。当我们在朋友圈转发“大快人心”时,别忘了:每个没被拐走的孩子背后,都站着拼尽全力的父母,和一个尚未完全堵住漏洞的社会。
最后想问所有读到这里的你:如果当年被拐的是你的孩子,今天的死刑判决,能换回你破碎的人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