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国与苏联在珍宝岛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作为世界霸主的苏联没想到自己居然吃了亏，于是勃然大怒。

那段时间，在苏联高层中有一种观点甚嚣尘上，那就是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核打击，“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不过最后，苏联放弃了疯狂的想法，一场危机最终消弭。

只是当时，没有人知道苏联为什么放弃了对中国的核轰炸。

直到多年后，一位苏联高官叛逃，才说出了当年的秘密。

叛逃的苏联高层

叛逃的这位秘书长名叫阿·舍普琴科，高中时凭借着不错的成绩，他考上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国际法专业。

在学习了几年专业知识以后，他便来到了苏联政府部门工作，成为了一名外交工作人员，几年后，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他成功坐上了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职位。

在这个职位上，他了解到了很多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情报，后来因为内部的一些原因，舍普琴科叛变了，他将自己了解到了情报全部告知了美国，然后在美国人的帮助下离开了苏联。

来到美国以后，舍普琴科便开启了自己隐姓埋名的生活，但人到了晚年总是喜欢回忆往事，于是他便将自己曾经知道的一些关于苏联的内幕统统写了下来，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这其中就有中国和苏联当年针锋相对时的“核武轰炸”事件。

而中苏之间的核武轰炸事件还要从中苏之间关系的转变说起。

恶化，冲突加剧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苏之间的关系可谓是蜜月期。

1950年2月，毛泽东冒着严寒，乘坐专列前往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长达65天的谈判，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份条约不仅确立了两国的同盟关系，更重要的是，苏联承诺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援助新中国。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56项工程”，这些工业项目涵盖了钢铁、机械、电力等多个领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一批骨干企业，都是在苏联援助下建立的，而这些企业被誉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见证了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然而，这种蜜月般的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到了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

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会议本应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问题，却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三个月后，双方在莫斯科再次会面，争论更加激烈，也是从那时起中苏开始了公开的论战。

1962年的中印边界爆发冲突，令人意外的是，苏联居然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支持印度，他们不仅向印度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公开指责了中国的行为。

这让中国领导人深感背叛，对苏联的不满情绪急剧上升，与此同时，中苏边界问题也成为两国关系的一大症结。

1964年，中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苏方坚持沙俄时期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效，而中方则认为这些条约应该重新谈判。

谈判破裂后，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不断，1966年至1968年间，中苏边境地区频繁发生武装摩擦，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衅滋事。

不过，真正让中苏之间矛盾爆发的还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事件

3月2日，中国边防巡逻队在黑龙江省抚远县的珍宝岛例行巡逻时，突然遭遇了苏联边防军的伏击。

这次冲突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中苏边境冲突中首次出现重大伤亡的事件。

然而，这次冲突只是一个开始，3月15日，中苏之间再次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当天凌晨，苏军出动了6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在炮火掩护下向珍宝岛发起进攻。

面对苏军的猛烈进攻，中国边防军奋起反击，他们利用地形优势，灵活机动，给予苏军沉重打击。

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军队首次使用了自行研制的无后坐力炮，有效地打击了苏军的装甲车辆。这次大规模冲突的伤亡情况更为惨重。

珍宝岛事件后，局势迅速升级，苏联开始大规模增兵远东地区，甚至一度停止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客运，将其完全用于军事运输。

更令人担忧的是，苏联高层开始讨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是主张对华使用核武器的代表人物。

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格列奇科提出了一个“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计划，目标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和主要军事目标，同时尽量减少平民伤亡。

面对苏联的核威胁，中国也开始了全面的战备动员，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要求全国人民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各大城市开始进行人口疏散，同时加紧建设地下防空工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修建了庞大的地下防空系统，一些地铁工程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规划和建设。

同时，中国加快了“三线建设”的步伐，大量工厂和人口被迁移到内地山区，形成了一条横贯中国中部的工业带。

这些工厂不仅为国防建设提供了支持，也为后来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然而，就在局势看似一触即发之际，转机出现了。

危机解除

1969年9月11日，一架苏联政府专机突然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机上乘客是苏联总理柯西金，他声称是在前往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途中“顺道”在北京停留。

但实际上，这次“偶遇”其实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与柯西金会面。

两人在机场贵宾室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会谈气氛虽然紧张，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缓解关系的意愿。

周恩来以其高超的外交智慧，既表达了中国的立场，又为双方关系改善留下了余地，柯西金则表示，苏联无意与中国发生战争，愿意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这次机场会谈成为缓解中苏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双方达成了举行边界谈判的初步共识，为后续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一个月后，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正式开始，这次谈判是由双方副外长级官员主持的。

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是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虽然谈判进展缓慢，但至少为两国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介入调停，尼克松政府放松了对华禁运政策，并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传递苏联核威胁的相关信息。

1969年8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公开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国家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这种“三角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了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

重归于好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进入了长期对峙状态，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中苏边境地区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两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中苏两国通过支持不同的政治力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开始缓和，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铺平道路。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式解冻，这种战略转变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格局，形成了“联美抗苏”的新局面。

多年后，中苏双方都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反思，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对抗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两国关系，认识到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被意识形态所束缚。

1989年，中苏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过去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现”，就此揭过曾经的故事。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更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资料

珍宝岛事件始末：苏联没料到中国会不屈服 人民网

专家详解中俄珍宝岛冲突始末 驳斥核危机传言 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