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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广州的学生们在轰炸后进行抢救。

蜀道艰辛

四川省地处西南内地，那里有煤矿和铁矿，还有都江堰的水力资源，广汉一带农业物产丰富，加上7000万的人口，都是发展工业的理想条件。

有了上海的先例，那些从外地迁到武汉的工厂，还是比较愿意搬迁的，但是当地的纱厂，因为当时市场供不应求，获利竟然达到了平时的10倍，反而大都不愿意搬迁，最后也只有少数成功迁移。

从1938年2月份开始，大鑫、顺昌、上海、大公、制革技术、中华无线电等41家民营工厂已经准备好继续搬迁。而最大的难题，就是运输。

战时轮船本来就严重不足，而过了宜昌以后，长江三峡滩急水浅，只有吃水浅的木船才能通行，遇上冬季的枯水季节，就要借助较轻的大马力浅水轮船才能运送货物了。所以，大部分的江轮只能行驶到宜昌。

大量物资长期滞留宜昌，既不安全也不利于恢复生产，于是，原来被浅水轮船挤兑得快被淘汰的平底木船又再次被赋予了重任。设想倒是不错，无奈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原来，四川境内的长江航运，基本上已经是民生等轮船公司的天下了，他们曾经花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原来盛极一时的木船运输业逐渐淘汰，现在武汉办公室的人员打算重新启用木船运输，在他们看来，无异于间接扶持木船航运，是和他们打擂台竞争。于是，被民生公司掌控的水道运输管理处，表面上热心合作，暗地里却各种拖延。

到了1938年的3月份，积压在宜昌等待运输的机器物资已经超过了20万吨，而当时民生、招商、三北、太古、聚富、怡和等轮船的公司的运输能力，丰水期也只能做到8-9000吨/月；枯水期更是低至2-3000吨/月，不依靠木船运输，根本无法完成任务。

抗战时期的重庆。

后来，由川江航务处出面，召集了来自成都、嘉阳、载盐、綦江、金棠等地大小河的帮主，共租赁了大小船只850余艘，运送物资25000多吨。

当时四川的长江航运，顺流而下时还真是“千里江陵一日还”，最快可以达到日行150公里！而逆流而上时，木船的载货量只能按照顺流的60%装载，逆行速度也无法保证：静水无风，每天日可行驶25公里；碰上顺风，依靠风帆每小时可行驶25公里。如果碰上水流湍急的急滩，哪怕依靠一两百号纤夫，每小时竟然只能行驶5-6米！（没错，就是5-6米。）寸步难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船过巫峡的时候，沿途都是百米高的悬崖峭壁，纤夫无处落脚，只能停在峡口等待顺风；遇上合适的风力一天就可以通过巫峡，可是问题是一般要等待5-6天才能遇到合适的顺风。黄昏不能行船，大雾无法通行，涨水更不能通行——那时候过长江三峡，可不像今天这么悠闲。

宜昌到重庆的水路长约650公里，途经秭归、巴东、巫山、奉节等10个县，沿途各种险滩不下75处！木船行至险滩，就要依靠纤夫了。最大的平底木船，大概可以运载1000吨货物，每艘一般带上大约30名纤夫。

纤夫拉船用的纤是用楠竹皮编的，长约百余米，每次过滩需要用4根纤。而且纤需要保持干燥，一旦湿透就要随时更换。

木船一般4-7艘编成一组，逆流而上，互相照应，过滩时，各船上的纤夫齐心协力，将船只一艘艘分别拉过去。这些纤夫一个个赤身裸体，喊着当地的号子，身体前倾，在石滩上挣扎前行。一个险滩前后长约2-300米，平均每次都需要花费2-3个小时才能将一艘船拉过来。

在纤夫拉船过滩的过程中，四根纤断了一根是常有的事，但是如果断了第二根，就必须马上砍断剩下的两根纤，让船只顺水漂流到风平浪静的地方，才不至于遇险。而纤夫们只能回到出发的地方，从头再拉。

示意图

最常见的危险，是遇到小火轮开足马力驶过，有经验的船老大会尽力让木船驶入轮船正后方避浪，如果没有操作妥当，轮船激起的浪头就会涌过船帮，木船发生侧翻。

除了过急滩时，到了沿途城镇，都必须要雇佣当地纤夫。而这些卖力气的纤夫也得款待好，每逢过节、过滩、过镇，都要请他们打打牙祭，饭食里面还得有鱼有肉。

就这样一路艰辛，货船从宜昌逆流而上到达重庆，全程需要30-40天；顺流而下，也需要10-15天，从汉口到重庆，各种各样的机器被聪明的中国人用各种方法装运在轮船上、木船上，甚至是浮桥上，不断运到了内地。

中国的生产力和物资，缓慢而坚决向着西部迁移，人们源源不断地将物品、设备和他们自己经过长途艰难跋涉，从占领区转移到独立区。

船只、火车、马车、牲畜和无数的苦力，冒着敌机的连续轰炸，从广州、南京、武汉等城市不断向着内地进发。无法装船的那些工厂机器、政府文件、大学图书馆馆藏、医院设备、军工厂和办公室的设备都装箱用扁担挑走。有些工厂的设备就这样在路上走了一年多。

在通往重庆的山路上，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和人群，他们在狭窄的山道上推着车，肩挑手提着各种从城市里面运出来的东西：机器零件、拆下来的门窗、井盖、铁皮炉子等等，抢运出来的废铁要运往重庆，并在那里变成铁钉和炮弹。

四川的军工厂

时任驻中国武官的史迪威上校，曾经在汉口和长沙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行军队伍：“一个苦力肩上挽着一条长管子快步走过。一辆拉满零件的马车吱吱呀呀地经过。一个锅炉放在滚轴上拉过。有些机器放在木制滚轴上通过人力拉着走过800公里。等他们走得够远的时候，他们就在长江边的石崖上凿出洞穴，这样半年前还在广州运转的军工厂就在这里被复制了。”

新建的厂房无疑是简陋的，有些厂房安置在山洞中，有些是用竹子搭建的，动力炉的煤，是依靠苦力一筐一筐挑过来的。。。和苏联的战时搬迁相比，民国政府的这次行动无论从规模还是组织方面，无疑都逊色许多，但是，历尽艰辛搬迁过来的120000吨机器设备，却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了抗战初期的工业需求。

这是中国实业界的一次伟大的迁移，在一些外国人眼中，丝毫不逊色于共产党人不久前的长征。

西迁的大学

站在西南联大教室外的梅贻（yí）琦博士，他从1931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

中国大学的迁移，和工厂的迁移是同步进行的，这些高等教育的场所，也都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里；这些大学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源地之一，因此日本鬼子对他们又恨又怕。尤其是位于华北的北京、清华、燕京和南开四所大学。（注1）

1937年7月29日，日军派飞机专门轰炸了天津的南开大学校园；第二天，日军炮轰了残余的校舍；占领天津后，它们特意纵火焚烧废墟，意图彻底毁灭这个曾经的抗日的精神基地。

清华大学也被挑选出来，先是被有计划地洗劫一空，鬼子破坏了实验室，将仪器和书籍运回日本，然后将建筑物改成蝗军的兵营、医院和马厩。

其余在上海、武汉、南京和广州的大学也屡遭轰炸。

全面战争爆发时，正值暑假，学生大部分都在家里，教育部发出了号召，让这些学生们到两个地方集中，一个是西安，还有一个地方是长沙。

日军向内地推进时，各地的大学都开始被迫迁移。有些大学直到日军到达前几天才开始撤离。当日军部队从南边进入广州城时，中山大学的学生还在北郊撑船运送图书馆的书籍。

国立中央大学的农科不舍得将辛苦培育出来的几头种牛放弃掉，于是，这几头牛就和师生们一起，悠哉悠哉地吃着各地的草料，在路上跋涉了一年，才在内地安置下来。

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宿舍一角。

战争让教育机构蒙受了重大损失，中国原来的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中，到了1939年的下半年，只有6所还留在日占区中；足足有52所教育机构迁入内地，还有25所进入了租界或者香港避难。

成千上万的青年辍学，一些人待在家里，许多人参加了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军队。继续求学的学生们和教授们一起，成为了向内地迁移的难民潮的一部分。

当时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起初迁到长沙避难，并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联合大学。而到了1938年2月，全体师生们就不得不再次迁往云南省的昆明，一些人乘坐火车和轮船，取道广州和河内；剩下的257名学生在11名教授的带领下，跋涉了近2000公里才到达新校址。

一路上，他们途经了中国最原始的地区，晚上就睡在沿途的村庄里的农家或者马厩里，理工科的学生组装了矿石收音机，然后将头天收听到的新闻张贴在墙上，对于许多农民来讲，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快的得知当天的新闻呢。

迁入内地的教育机构，主要聚集在三个地方：

重庆近郊的大学，一直处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成都的大学被按照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舍里，那里收到加拿大和美国教会的庇护，因此，成都的大学受到的干扰较少，学术地位也是最高的。

而由原来华北各所著名高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战前，就一直以引领全国思潮而著称，到达昆明后，尤其是在当地的军阀龙云有意无意地庇护下，这里慢慢成为了中国西南活跃的政治思潮中心。

流亡大学的条件往往都是最艰苦的，课本、图书资料和实验器材都严重短缺。所有人都觉得生活条件严酷，一些人在废弃的剧院安家，校舍也是各种因陋就简，昂扬的精神曾经部分地弥补了物资的匮乏，学生们认为，只要他们坚持学习，就是对令人痛恨的日本鬼子最大的蔑视。

国民政府也视这些学生为国家的未来栋梁，他们将能够在战后的国家重建中发挥比参军更大的作用。因此，所有的大学生都得到了政府的资金补助，并且可以免于应征入伍。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教育制度在1939年底得以重建，大学生的注册人数，也从1936年的42000人增长到1944年的79000人。

难民们

在战争的前几年里，当撤退的军队缓缓地撤往内地时，他们的周围塞满了逃难的老百姓们，这些人来自于战区的各个地方，他们在惊恐中不断逃离战火，也许国民党政府曾经打算，要进行有序的撤离，但是这些城市和农村里的老百姓，却没有得到任何通知。

抗战时期的重庆璧山街头

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算，逃难的人数也高达1000-2500万人，他们构成了第三次大迁移的主体，富人、穷人、老人、孩子，整个中国都在迁移，令人惊异的是，没有人去充分记录这次规模巨大的集体移民，大批大批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百姓，沿着公路，翻山越岭地向西移动，这些历史不曾记载的小人物们，有的跟随大部队行动，有的步行，有的乘坐火车、轮船或者独轮车；数万人挤在逆流而上的驳船里；数十万人在拥挤的山道上，如同蚁群一样蠕动着，他们从哪里来，最后定居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无数人丢失了自己的财物和孩子，无数人因为疾病、饥饿或者其他的天灾人祸倒毙在沿途的路边和山涧里，直到战后，他们的白骨仍旧暴露在路边的尘土里。

“潮水般的人群带着他们的财物拥挤在道路上，使得前进非常缓慢和混乱，我们不得不和人群一起留在主要道路上，因为土匪往往会袭击走散的难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运河里挤满了船只，日军的飞机经常过来轰炸，岸边和河里的死尸随处可见，到处都是被炸沉的船只。。。国民党的士兵们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是他们的心思都放在了抢走船只和搜刮贵重物品上。。。”

“绵延不断的牛车队伍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带子。整个北方的人口都出动了。妇女和儿童都挤在大车上，周围捆绑着篮子、麻袋、鸡、羊等。许多人都流着泪水，孩子们在啼哭。男人们抽打着牛。谁也无法停止，只能继续走。在这一切的中间是不计其数的士兵，他们个个脸色阴沉。呼吸到的只有尘土。”

“一些年轻男人背着行李和他们的家产，另一些人背上驮着老人。有些人怀里抱着孩子，有些人扛着被子，还有的人扶着自己的老母亲或生病的妻子。苦难的悲情在相互之间蔓延——缠着小脚的老妇，躺在大车上满脸皱纹的家族长辈——都在逃离毁灭。”

在战争期间，仅仅四川一个地方，向政府的救济机构正式登记的难民就多达920万人，许多人都清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将不得不生活在贫困和简陋的环境里；没有人知道，何时能够再回到家乡。

许多人逃亡后不久就辗转返回了自己的家乡——有些地方已经被日本人占领，虽然暗无天日，但是至少不再是一个会时刻遭到致命的轰炸的危险地带——这些人的选择并不被政府和其他同胞接受，因为后者完全无法想象自己会到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

战争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稳定性和农村居民的社会性都破坏殆尽，但是，对于国家这个原来陌生的概念的认知，对这个古老国度的认同感，也从来没有像此时变得那么的迫切而富有意义。

1944年，湖南常德。一名在战火中和家人失散的儿童。

注1：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是两所不同的大学，北京大学是国立的，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出资建立的。建国后大学重组，燕京大学的文科被并入北大，同时北大迁往燕京大学的校址；燕京大学的理科被并入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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