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伊犁，自古以来便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枢纽。100年前的伊犁城，正处于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其百姓的生活既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深受历史变迁的冲击。通过文献记载和史学研究，我们可以一窥当时伊犁城百姓的生活场景。
伊犁地处天山北麓，气候温和，水源充沛，土地肥沃，素有“塞外江南”之称。百年前的伊犁城，百姓的主要生计方式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农田中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而广袤的草原则为畜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牛羊成群，马匹更是伊犁的特产。据《新疆图志》记载，伊犁的马匹因其优良的品质而闻名遐迩，成为当地百姓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此外，伊犁河及其支流为灌溉提供了便利，百姓们利用水渠和坎儿井（一种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将河水引入农田，确保了农业的稳定发展。手工业方面，伊犁城的百姓以纺织、皮革加工和木器制作为主，尤其是毛毯和皮革制品，因其工艺精湛而远销中亚地区。
伊犁城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百年前的伊犁城，各民族在语言、服饰、饮食和习俗上各具特色，但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在语言方面，汉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是当时的主要交流语言。许多百姓能够熟练使用多种语言，这种多语言环境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服饰上，汉族百姓多穿长袍马褂，而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则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长袍和头巾。饮食方面，馕、抓饭、烤羊肉等民族美食在伊犁城随处可见，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信仰方面，伊斯兰教和佛教是当时伊犁城的主要宗教。清真寺和佛寺并存，成为百姓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据《伊犁府志》记载，当时的伊犁城内有数座规模较大的清真寺，每逢节日，百姓们会聚集在一起，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
百年前的伊犁城，社会结构以家庭和村落为基本单位。家庭是百姓生活的核心，多数家庭以农业或畜牧业为生，家庭成员分工明确，男性负责耕种和放牧，女性则负责家务和纺织。家庭内部的尊卑秩序严格，长辈拥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对父母极为尊敬。
村落是百姓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单位。伊犁城的村落多沿河流分布，村民们通过互助合作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和生产挑战。村落中设有“乡约”或“村长”，负责调解纠纷和管理公共事务。据《新疆通志》记载，当时的伊犁城村落普遍实行“乡约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教育方面，百年前的伊犁城主要以私塾和宗教学校为主。汉族百姓的子女多进入私塾学习儒家经典，而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子女则进入宗教学校学习《古兰经》和民族语言。尽管教育资源有限，但百姓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许多家庭不惜花费重金聘请教师为子女授课。
文化生活方面，伊犁城的百姓在农闲时节会举行各种娱乐活动，如赛马、摔跤、歌舞表演等。尤其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和维吾尔族的“麦西热甫”，成为当时伊犁城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此外，集市也是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逢集市日，百姓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进行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
百年前的伊犁城，正处于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地区也受到了波及。伊犁城作为新疆的重要城市，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1912年，伊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宣布脱离清朝统治，成立伊犁临时政府。这一事件对伊犁城百姓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治动荡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百姓的生活受到严重冲击。农业生产因战乱而停滞，许多百姓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然而，尽管面临困境，伊犁城的百姓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维持生计，努力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
百年前的伊犁城，医疗条件极为有限。百姓们主要依靠传统医学和民间偏方治疗疾病。汉族百姓多使用中医，而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则依赖民族医学。由于缺乏现代医疗设施，许多疾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百姓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差。
卫生条件方面，伊犁城的百姓生活较为简朴，多数家庭居住在土坯房或木屋中，卫生设施简陋。尽管如此，百姓们依然注重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尤其是伊斯兰教信徒，因其宗教习俗而特别重视清洁。
百年前的伊犁城百姓生活，既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也深受历史变迁的影响。尽管面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挑战，伊犁城的百姓依然以其坚韧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他们的生活场景，不仅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