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共产党实现多年夙愿
人的一生可能面临种种抉择，但最重要的抉择关系着一个人的一生走什么道路。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目睹国家的混乱、民族的苦难，我下决心要跟共产党走，为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尽到自己的责任。
1928年下半年，我到太原求学，因中学考期已过，只好进入山右大学补习，待下学期再考。这个学校是一个曾留学日本的杨某办的私立大学，其实只是为了赚钱，只要交上学费，不需考试即可入学。因此，有许多考不上学或误了考期的学生，便暂时入这个学校过渡。校址设在一座庙里，也有学生宿舍，住宿费比旅馆便宜。因此，有些学生纯粹是图居住便宜而入学的，也有的是以此为落脚点，寻找职业谋生的，我也在此住下了。学校的教员水平很低，听讲课还不如自学，加上学校管理不严，学生上学与否无人过问。因为我喜欢文学，便经常在宿舍里看小说。这个学校当时被人们讽刺为“野鸡大学”，我在这里混了一个学期，学业上没有什么长进，也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十分烦闷，寒假时便回到府谷。
父母亲十分关心我的学业，多次催促我再次外出求学。1929年春，我再次来到太原，住在府谷会馆。这个会馆是府谷人集资买下来的，只要是府谷人就可以住（邻县神木县人也可以），住在这里可以不交房费，即使要出一点也很低，府谷、神木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也常住在这个会馆里。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应同学相邀，我又搬回山右大学宿舍，继续复习功课，准备暑期考学。就在这一时期，我经同学介绍，认识了刘文蔚同志。
文蔚同志是神木县人，上海大学毕业生，早期的共产党员，当时在山西搞地下工作，常来往于太原与天津之间。他的公开职业是做生意，租了太原马路旁的一间民房，柳条箱里装满了日用百货。我们相识后，经常在一起交谈，来往关系日渐密切，我看出他的谈吐非同寻常，便把我的经历和对时局的许多看法讲给他听。文蔚同志对我也很注意观察，经过一段时间，他对我有了更深的认识，感到我比较可靠，谈话的内容便从家常、历史逐渐转到形势和时局，他还给我一些秘密刊物阅读，记得有《真理报》等刊物。后来，他便叫我帮他在夜间外出散发传单，每次我都积极认真地完成了，他很满意。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在有意考验我。
1929年7月的一天，他从天津回来对我说，他要离开太原，要我随他去榆次，有事要谈。我想：“有什么事在太原不能谈呢？”但从他的眼神看，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没有多问便随他到了榆次县。我们在榆次晋华纱厂的工人宿舍住下后，他才郑重其事地说，要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问我有何意见。我一听，非常兴奋，顿时想到几年来我虽然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接触了许多共产党员，但谁也没有直接提过要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我那时认为，入党不是个人要求的事，是党的事，如果党认为你够了条件，不要求也会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只是积极地参加活动，没有提出入党要求。现在，我长期的夙愿就要实现了，怎能不令人兴奋呢！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
这天晚上，约10点左右，陆续又来了几个工人模样的同志，文蔚同志作了介绍，大家非常热情地与我握手。接着文蔚同志宣布开会，这时我才知道，今天开的是晋华纱厂党支部会议。他们先研究了当前的形势，讨论了工作，然后就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文蔚同志介绍说：“经过我的考察了解，高举同志对党忠诚，具备入党条件，我愿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志们互相交换了意见，表示同意，一致通过，接着举行了入党仪式。仪式很简单，但很庄严，我举手向党宣誓，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最后，我们一起小声地唱了《国际歌》。
会议结束后，同志们和我热烈地握手、拥抱，表示祝贺，我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其他同志陆续走了，文蔚同志留我谈话，他除了给我介绍些工作方法，布置和党联系的办法外，更多地是给我讲了革命的道理和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听着文蔚同志的讲话，我的心里一直没有平静，真是心潮翻腾，决心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永远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我们越谈越兴奋，几乎一夜未眠，直到东方破晓还不知觉。
考入铭贤中学开展秘密活动
我入党后不久，便考入了山西省太谷县铭贤中学，因考试成绩优良和在榆林念过中学，被转为二年级学生。铭贤中学设在太谷县东杨家庄，是孔祥熙办的教会学校。学校实行的是奴化教育，信仰基督教义、礼拜祷告。在这里，基督教徒吃香，非基督教徒遭冷遇。当时学校里没有党的活动，只有我一个党员，由于新来乍到，情况不熟，也没敢贸然行事。不久，党组织从太原派来一位同志与我联系，他叫冯天祥，是晋南一位老同志。见到党派来的人，我非常高兴，希望他能在学校中介绍一些关系给我，以便开展活动。但他告诉我，这个学校没有党的组织，同情党的关系也没有，要我自己视情况开展工作。他临走时，给我留下了通讯地址，要我和太原党组织联系。
我是一个新党员，很缺乏党的秘密工作经验，要在这个沉闷的学校里开展工作，打开局面，谈何容易！我感到有股压力，但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积极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开展工作。我先是在同学中采取交朋友的方式，从建立感情联系到逐渐建立政治关系。我班有个同学叫贴继堂，是河北宁津县人，功课较好，喜爱体育。他对这个学校的奴化教育非常不满，我们相处颇好，经常在一起交谈、到图书馆看书读报，有时我有意识地给他讲点形势，流露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情绪，他不但没有异议，反而很赞成我的观点。还有一个同学叫史国声，山西人，思想比较进步。在对学校的许多问题上，我们看法一致，彼此之间增加了了解，互相帮助，结成了挚友。我便把他们两人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进行进步的观察、考验。
1929年冬放寒假时，我经太原回家乡，与太原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党组织与我规定了假期联系的办法。当时府谷县只有一个邮政代办所，负责人胡文光是我的好友，党组织寄来的信件和党内刊物都经过他及时、安全地转给我。
这时府谷县党的负责人是我的同学好友柴培桂，我和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关系，但彼此心照不宣，他们的一些活动对我也不避讳。
这年冬天，府谷党组织发动了打盐局、打厘金局的斗争，我也参加了。我县有个黄河大渡口，山西来府谷和府谷到山西的货物都必经此地。国民党当局看准了这个生财之地，设立了盐务局、厘金局严加把持，除运送的货物要纳税外，私人捎带的东西也常常被敲诈勒索。盐务局长和厘金局长还常常无故处罚船工、装卸工和搬运工，激起了广大工人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慨，许多市民对他们的做法极为仇视。府谷县党组织因势利导，发动了这场斗争。
一天早上，愤怒的河工突然涌到厘金局门前，砸毁厘金局的门牌，然后蜂拥而进，烧毁了公文税券，吓得厘金局长狼狈躲逃。
群众捣毁厘金局后，在党组织的推动下，声势更加浩大，不仅河工、市民，就连乡下进城办事的农民也自发地加入了斗争的队伍。群众齐冲到盐务局，抓住未及逃跑的盐务局长狠揍一顿，把他的大褂撕成几块，有的河工还抄起一桶水，把他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昔日威风凛凛的局长大人成了哆哆嗦嗦的落汤鸡，在场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感到出了一口气。
为了把运动推向高潮，县委又带领群众队伍包围了国民党县政府，要求撤换盐务局长和厘金局长，但县长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面前早就吓得逃之夭夭了。
这次斗争是府谷县党组织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的第一次大的斗争，政治影响很大，震动全县，不仅捣毁了盐务局、厘金局，而且还取消了税收。由于当地驻军中有我党的同志担任军官要职，军队未出动镇压，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后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勒令通缉“暴徒”，恢复税收，我也在被通缉之列。为了躲避敌人的通缉，我便返回山西铭贤中学。
1930年上半年，我在学校里秘密成立了读书会，宣传新思想，逐步扩大影响，团结、争取更多的进步学生。这些活动，史国声、贴继堂都积极参加了，他们思想上也有很大进步，成为这些活动中的骨干。
跑交通到天津
在这以前，山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山西太原市委代行全省党的领导职权。我和市委负责人乔吉甫接上关系，他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利用暑假期间，到天津跑交通，给顺直省委送文件（当时顺直省委驻天津），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临行前，老乔同志给我详细介绍了接头地点和注意事项，交给我秘密文件和信件。到达天津后，我按照指定地点，住在日租界东方饭店，并当即把联络信发出。
傍晚，就有位操浓重北方口音的高个子青年来到我的住处，问我：“你是高同志吗？”
我答：“是。”
他便自我介绍是顺直省委直属党委的，接到我的信后便来联系，并说：“今天晚上有位小个子南方人来找你，你的一切活动由他安排。”说完他就走了。
晚饭后不久，果然来了一个小个子湖南人，30岁左右，见到我后他说：“我是顺直省委交通科的，你第一次来天津，情况不熟，我先带你去认认路，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于是，我们从日租界走到法租界，然后到了劝业场。在劝业场分手时，他从怀里掏出一包用广告纸包的东西给我，嘱咐我待深夜后再打开看。他还一再叮嘱我，夜间若有人敲门，无论如何不能开，因为日租界很乱，流氓横行，抢劫、盗窃不断发生，外地人来此，必须小心谨慎，以防意外。尤其是我们身负重任，更要格外当心。我十分感激这位同志对我的关心，但因秘密工作纪律关系，他没告诉我他的姓名，我也不便多问。后来才知道他叫“肖明”，曾留学法国，当时负责顺直省委的交通工作。
我回到住处，见无人注意，便插好门，放下窗帘，钻进蚊帐，打开包看，里面有许多小册子，全是中央和省委的油印秘密文件，有红军向中央的报告，还有铅印的《红旗》《实话报》等，其中有份文件是《新的革命高潮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作为一名基层新党员，能够看到党中央和省委的文件，我非常激动，手不释卷，一气把文件全部看完。我愈看愈兴奋，越想越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虽然夜已经很深了，可我仍然兴奋得睡不着。
第二天，肖明来通知我，说晚上在我房间开个交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北平、唐山、直南等地的交通，并将来人暗号、特征告诉我，以便识别。
到了晚上，一个个地都来了，肖明也来了。开会后，肖明先讲了形势和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会议主要是研究各地交通万一被捕如何应付敌人的口供。我准备的口供是到天津念书，其他人有的说是新闻记者，有的说是探亲的。经过审查，最后确定假若被捕，即按审查后的口供应付敌人。
当时规定的纪律：共产党员被捕后，不能供出党的任何一个机关、一个同志，否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确定口供以后，我们又研究了交通工作。
那时党内交通很重要，上下联系全靠交通，交通一定要忠实可靠。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有时交通不能带文件，只能口头传达，这就全凭记忆了。
为了保证安全，在天津期间，我换了几个住处。我要离开天津时，肖明同志规定我接头地点在法租界劝业场楼，可在墙上划个“0”，另外还规定了通讯联络处，按通讯处来信联络。
过了几天，肖明同志通知我，先不要回太原，留在天津参加7月16日反军阀混战集会，从中学习斗争艺术，以便传播，并要我和北平交通住在一起。
当我和北平交通接头时，我才惊喜地发现，这个交通原来是陕北同乡、我的老同学崔逢远同志，他在法租界教堂后面赁了一间房子住着。我们几年没见了，感到格外亲切，想不到他也加入了共产党，并且一直做交通工作。
崔逢远对天津比较熟悉，社会经验又丰富，和他住在一起，活动起来就方便多了，他不仅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还经常带我到市区去熟悉情况。我们的房东是宁波人，由于我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引起了他的怀疑，夜间有时还躲在窗户下偷听我们的谈话，我们有所觉察，再加上这家夜里常来些不三不四的人吵吵闹闹，我们怕住下去会发生意外，便又换了住处。按当时组织规定，每人每天可发4角钱的生活费。由于我家中条件好，父母以为我在外面读书，时常寄钱给我，所以我没接受组织给的生活费，而且来往太原、天津间的路费、旅馆费也全由我个人承担，这也算一个共产党员为组织上做的一点贡献吧！
所谓7月16日反战集会，就是夜间由党员和一些革命群众在劝业场楼上散发反战传单，楼下面的同志趁机在街道上组织飞行集会，时间很短就结束了。
随后，我准备回太原，肖明同志通知我，有位同志与我同行，等两天一起走。后来才知道这位同志就是顺直省委派到山西的新任特委书记王青士。王青士同志是安徽人，当时只有二十几岁，高个子，很精干。路上我们谈得很投机。到太原后，青士同志要我继续担任交通工作，并要我即日再返天津。他说，太原市委负责人乔吉甫不可靠，可能是布哈林派，表现极右，在太原没搞什么工作，要我将这个情况报告顺直省委。同时告诉我，他有重要情况报送省委，要我走时去取。我去取报告时，他正在与李志敏同志谈话，李当时做军事工作，后来被捕，成了我狱中老友。李走后，他开始起草报告，一口气写了十几张纸，然后折叠好，装进一个暖瓶里，一再嘱咐我：“这是明写的重要报告，千万注意，别落在敌人手里。”
我自然明白此次交通的重要性，因此路上非常警惕。幸好没遇到什么麻烦，顺利到达天津。我这次仍住在日租界东方饭店，一面发出联络信，一面到劝业场楼划了“0”，以表示我来了。
第二天，肖明同志便来接头，我将王青士同志写的报告交给他，并口述王对太原工作情况的看法，肖明同志要我在住处等候省委的回信。
几天后，肖明同志来通知我：“根据你的年龄和条件，做团的工作为宜，组织上决定你不要再跑交通了，改做团的工作。”我表示服从。
后我接到通知，到英租界的一所房子开会，原来这就是河北团省委所在地。屋里陈设简陋，只有几张铁床，床上没有被褥，只有几块布巾。团省委的负责人有小吴、小张、小徐等，不知名字。会议由小吴主持，主要讨论山西团的工作。当时山西基本没有团的活动，会议分析了开辟团的工作的有利条件，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山西团的工作开展起来。会议最后决定，由我担任“CY”（共产主义青年团）顺直省委驻山西特派员，并当即写了介绍信，把我介绍给中共山西特委。
会后，省委又通知我，要我陪一位搞兵运工作的张民由同志一起回太原工作。见面后我大吃惊，原来这个张民由就是赵宋儒，他是赵镈同志的堂兄，是我小学时的图画老师，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京东丰润、玉田一带搞兵运。京东暴动失败后，流落到天津，找到了党的组织。这次组织上派他去太原，仍搞兵运工作。
1930年下半年，正是党内立三路线盛行的时期，“左”的东西很多。我回太原时，中共山西特委已经根据上级指示改为“行动委员会”，青年团改成了党的青年秘书处，我便负责青年秘书处的工作。我去天津的时间虽然不长，回来后明显感觉到山西的党、团工作有了进展，这主要是王青士同志到太原后，工作十分积极，抓得很紧的缘故。青士同志不但经常到工人中活动，而且自己起草传单，自己刻蜡板、印刷，也亲自参加散发。那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散发传单，每逢节日、纪念日，我们就集中起来散发传单。为了使传单张贴得快，我们事先把传单的四边涂上胶水，张贴时用舌头舔一下，便贴在墙上了。
青士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无不为之感动和钦佩。但他的脾气不好，性情急躁，特别是在当时立三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往往提出一些“左”的口号，采取一些“左”的行动。因此，当时有些工作表面看是开展起来了，其实根基很差。青士同志受立三路线影响，错误地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他曾讲：
“现在正处于革命高潮，群众普遍对国民党统治不满，愿意跟共产党闹革命，只要公开我们是共产党，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跟着我们干。”
在这种不切实际的思想影响下，一些党员和革命群众做出了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如山右大学学生刘文举（共产党员），执行立三路线很坚决，当三民主义教员正在讲授三民主义课时，他突然跑上讲台，大喊：“反对饭桶教员！我是共产党员，大家跟我来闹革命吧！”
这突如其来的大喊，一下子把教员和学生喊愣了，大家都莫名其妙。结果不但没有响应，他自己反而被校警抓走了。
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是精神病患者，不是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哪有当众宣传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大概刘文举这时也觉得做的不妥，便顺水推舟，装疯卖傻，几天后就被取保释放了。
他被释放后便向党组织建议，这样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的做法行不通。可是，在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这个从实践中得来的建议不仅没有引起领导者的重视，反而被认为是吓破了胆，刘文举也被开除了党籍。还有一位青年党员柴涛同志，因对立三路线及山西特委的一些“左”的做法提出怀疑，而被认为是右倾，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后来柴涛同志随我到铭贤中学接受“考验”了。
我当时对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认识不深，觉得有些同志反映的意见是对的，为什么领导上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呢？
现在看来，当时党内的情绪不正像列宁同志批评的那样，是典型的“左派幼稚病”么？如果没有这些“左”的东西的干扰，中国革命少受多少损失啊！
任中共山西太谷县特支书记
1930年9月，因我的暑期已满，需要回校读书（这时我还是在校学生），共青团河北省委又派小张来接替我的工作。经山西特委研究决定，成立中共太谷县特支，由我任特支书记，以铭贤中学为基地，开展太谷县党的工作，并决定柴涛同志与我一起到铭贤中学，视情况可参加特支工作。行前，组织上还与我规定了通信地址和联络办法。
根据特委的指示，我和柴涛同志起到铭贤中学后，一面学习读书，一面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在做学生工作的同时，还要开展农村工作，因为铭贤中学设在太谷城外杨家庄，周围都是农村，便于与农民接触，有做农民工作的条件。对此，我和柴涛同志分了工，我负责学校工作，他负责开展农村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察，贴继堂、史国声二人进步很快，已基本具备了入党条件，我和柴涛研究，决定由我正式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在铭贤中学就有我们4个党员活动了。同时，团结在我们周围的进步学生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农村工作开展得不够理想。柴涛同志虽然结交了几个农民朋友，但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他们的思想基础不够好，对共产党没有正确的认识，而是冀望通过加入了什么组织而达到个人的目的。我们对此做了慎重研究，认为这几个对象不理想，便决定不再进一步暴露自己的身份，另外物色对象开展工作。
寒假前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山西省委（此时山西特委已改称省委）发来的署名“全圣伟”（省委代号）的秘密信件，要我立即到太原去接受新的任务。于是，我向柴涛同志交待了工作，借故向学校请了假，便匆匆赶往太原。
【高克亭（1911年7月1日—1998年3月17日），陕西府谷县城关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太谷铭贤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山西特委委员、交通员，共青团河北省委山西特派员，中共太谷县特支书记，山西省互救会中共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同年10月调山东工作，历任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及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鲁东南特委书记，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城工部长，鲁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工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分局工业部长、山东分局副书记。1954年—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副省长。1958年10月—1978年，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197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委主任，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党史学会会长。1998年3月17日逝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