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王近山之女王媛媛
我的司机爸爸朱铁民，1917年出生在南京市，5岁和9岁分别失去了父亲、母亲，成了孤儿，流浪在城市的街头。11岁时他开始在一家照相馆里当学徒。
那时的学徒工首先要伺候老板一家人的吃喝拉撒，还要给人家看小孩，动不动就挨打受骂，根本就学不到手艺。尤其是到了冬天，爸爸的两只小手整天在冰水里泡着，整个手都泡烂了。从手指到手背，一眼看去满是血红的肉，爸爸仍旧咬着牙干活。
爸爸回忆说，有一天早上扫地，因为手背上没有皮，手只要一攥，头上就疼得冒汗，扫把都拿不住，当然就扫不干净地。老板看见了，问他；“为什么扫地不用力？”他说“手疼！”老板叫他伸出手给他看，他就把手伸给老板看。老板问：“哪疼？”他就指着手背，还没来得及说话，老板就拿起鸡毛弹子，用黄藤条，对着爸爸的手背一顿猛打。嘴里还咬牙切齿地说：“我叫你疼！我叫你疼！”当时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来说，只得眼泪往肚子里流，咬紧牙关承受住一切。
到了晚上，手疼的实在睡不着觉，爸爸就爬起来从破棉袄里揪出一团烂棉花烧成灰，涂在烂肉上，就算治疗了。因为他知道，只要往外一跑，不要说吃，就是连个住的地方也找不着。他忍受着这种非人的待遇，只盼着能早日学到技术熬出头。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他的手经常是旧疤长新肉，好了又烂，然后又结痂。
说起爸爸的那双手，我想起一个辛酸的故事。我小的时候，爸爸悉心地照料我，却因他的大手太粗糙，总是在我漂亮柔软的衣服上划来划去，竟然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有一次还划破了我最喜欢的小裙子。娇气的我为此还不高兴，向妈妈告状，嫌弃爸爸的手太粗。妈妈跟我说，爸爸小时候吃了很多苦，给资本家当童工，那双手不论春夏秋冬泡在水里都泡烂了，所以才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永远忘不了爸爸那可怜巴巴的眼神，好像犯了错误的孩子。我捧着爸爸的那双大手仔细地端详着：那深深的疤痕、粗粗的裂纹，竟有很深的大口子！尤其是到了冬天，有的时候还流血呢！我问爸爸：“你还疼吗？”爸爸憨憨地冲我笑着说：“不疼，早就不疼了！”我恨旧社会，恨那个万恶的资本家，我问爸爸那个资本家还在吗？他说，应该是已经不在了，即便还在，也早就应该被人民政府给镇压了！当时我认真地对爸爸说，要是知道他在哪里，我一定去找他，给爸爸报仇。
童年的王媛媛与司机爸爸、美卿妈妈合影
那时我后悔极了，心疼极了，为了表达我的心意，特意把爸爸妈妈每星期给我坐车去学校的钱攒了下来（我自己步行走到学校），给爸爸买了一盒蛤喇油，那时大概也就七八分钱，但在当时可不算便宜呢。我打开那只精致的、贝壳装的蛤喇油盒，蘸上一些，轻轻地涂抹在爸爸的伤口上，还用小嘴在爸爸的那双大手上轻轻地吹着，好像那样就能减轻爸爸的疼痛似的。爸爸感动极了，假装告诉我说，我一吹他就一点都不疼了，可灵呢！他和妈妈还逢人就夸我懂事，知道体贴和心疼他们了。
后来很多年，爸爸一直抹着我给他买的擦手油。爸爸经常修车，他的手总是暴露在外面，尤其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季，手又红又肿的，还开裂，有时甚至露出很深的肉，看着很让人心疼。
在苦水中泡大的爸爸，平时用心看师傅做活，晚上趁着夜深人静偷偷地跟师傅学艺，后来师傅看他聪明伶俐，这才教他学了一些照相的手艺。一有空闲，他还拿起笔来写写划划，学习文化知识。到了15岁，总算熬到学徒期满了。
爸爸学会了一门手艺，就开始到处去给人打工。但作为挣扎在旧社会底层的手艺人，总被人欺负，加之同行之间竞争激烈，他的年龄又小，动不动就挨打受气，后来索性就改行了。
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司令爸爸有时带着我们这些孩子们去公园玩。司机爸爸就挎着司令爸爸的一部老式“蔡斯”牌照相机，给我们照相。那时还很少有人有照相机，更不会摆弄那么“高科技”的东西，这回可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司机爸爸可神气呢！
照完相后，他在家里设计搭建一个简易的暗室，连冲带洗带放大，还会上颜色，弄得可专业呢！我们家过去的好多相片都是他亲自拍照、亲自冲洗、亲自上颜色。他还会两次曝光、两次照相，一个人、一张照片，就能照出“双胞胎”来呢。那时的我经常陪着他，有时是帮着他“干活”，眼看着一张白纸泡在显影水里渐渐地露出了图像，然后再放入定影水里浸泡一会儿，一张张照片就这样出来了。那个过程我至今难忘！……那时的我，总喜欢静悄悄地望着他那神情专注的样子，觉得爸爸真的好神奇！
司令爸爸授衔时的照片，头发有些凌乱，脸上还有小黑痣。司机爸爸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着，表示不满意。于是他就钻到那间小黑屋子里去了。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他兴高采烈地拿着一张修好的新版照片给我看。“咦？”司令爸爸的那几根凌乱的头发和小黑痣都不见了。我问他是怎么搞的？他说是把底片修理了一下就好了。当时我只觉得司机爸爸就像是会变戏法似的。
爸爸常向我谈起当年他感悟最深的一件事情。当年，可恶的洋鬼子为了占领中国的香烟销售市场，开始在柜台上摆放他们生产的香烟，敞开供人吸食，不要钱。等你抽上瘾了，对不起，已经没有那不要钱的烟了。爸爸就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小、又好奇，也没人管，就抽着玩儿，结果一抽就是一辈子！
那时候的烟有很多种，爸爸还抽过水烟袋、鸦片。他说那时候在南方，尤其是在云南、两广地区，有的驻店一进门就是一个很大的炕，炕头上摆放着各种烟具，谁来了都要先躺上去吸两口，好像是专门招待他们这些跑路人的，很普遍。爸爸说那时的烟其实就是鸦片，有的人吸上了瘾，什么也干不了了，生活都没了保障。他说幸好他没有吸食成瘾，否则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后来爸爸学会了开车，他很喜欢这个职业，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开着大货车跑长途，走南闯北，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主要是在上海、四川、云南、两广地区跑长途给人家拉货。那时就有车匪路霸，经常打劫过往货车，碰上这种情况，他就跟那些人斗智斗勇，躲过去了算是幸运，躲不过去，就跟着他们走，反正是一个人浪迹天涯，走到哪算哪。
爸爸说，那时正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全民都在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在滇缅公路上，他还开着车为战斗在前线的中国军队运送过军火及抗战物资。后来国民党军队一名军官看他又会写字，脑子又灵活，就让他穿上了军装，当了一名文书，主是给车队记考勤。期间，他亲眼看见国民党军队搜刮、掠夺百姓，还克扣他们的粮饷。有一次，他们一起开车拉货的哥们的老娘生病急需用钱，当官的只顾自己挣钱就是不肯借给他钱，弟兄们都很生气，想帮助他。爸爸当时车上拉了很多洋布，他就把一车的布都给卖了，把卖来的钱都给了那位哥们。为此，爸爸被国民党军官打得皮开肉绽，被关押了起来。后来，还是那些哥们一起攒钱把爸爸赎了出来。爸爸恨透了国民党，就趁他们不注意开着车溜了。
爸爸开车，跑的地方多，经历也多，见识也广。他所吃的苦、受的罪，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是他坚强、勇敢，在磨难中顽强地生存。他说，困难是专门欺负那些软弱的人的，只要你不怕它，它就会怕你，勇于克服它，它就会向你低头。
开车跑长途，又苦又累，山高路险，天寒地冻，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爸爸因此积累了许多驾驶经验。后来在我学车时还常跟我念叨：雨雪天刹车要慢踩，山路弯道要尽量靠山而行，遇紧急情况要稳住劲，不能慌，最重要的就是胆大心细。他还经常跟我炫耀：开了一辈子车，从来没有出过大的事故！也是，几十年专职开车不出事故，真不容易啊！
王媛媛（右一）当兵之前与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的合影
爸爸在旧社会生活和经历了三十多年，他恨那个让他痛不欲生的年代，更恨国民党军队、资本家和黑心老板，那些人根本不把穷苦大众当人看待。他期望着有一天能消灭这些黑恶势力，翻身得解放，早日过上人人平等的幸福生活。
1949年，祖国即将解放了。国民党不得人心，被共产党的军队打得节节败退。爸爸亲眼看到国民党仓皇出逃，并且带着好多人往台湾跑。他当时的老板叫他也跟着跑，说台湾那边怎么怎么好，去了那里就能过上好日子。爸爸心想：“天下乌鸦一般黑！你说得好一定不会是真的好。”他听说共产党的军队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他对新生活憧憬着、期待着。他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之路，共产党既然能打败国民党，那就一定会解放我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他坚定地拒绝离开他所熟悉的地方，当时车行老板气急败坏，还想用解雇来威胁他，爸爸就动员和他一起开车的工人们集体罢工，离开了车行。
他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大陆。他说，我的职业就是开车，又是跑长途，一出车就是一千多公里。而台湾只是一个小岛，去那么小的地方开车多不过瘾，跑不了多远就到头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天高地广，有自己的家乡，又有自己的爱人，辽阔大地任我闯荡，我何必要跑到那么个小地方去呀？
后来他说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司机爸爸朱铁民的戎装照
1949年的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本文作者简介】王媛媛，曾用名朱媛媛，王近山将军的第六个孩子，1953年11月生于北京。1969年参军，服役于南京军区某部医院。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复员回京。197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储运局工作。1989年后历任中国商业建设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业务部经理等职。其间多次被评为部级优秀党员、新长征突击手。2008年底退休。
本文系《祖国》杂志社宋志娇据王媛媛著的《司令爸爸 司机爸爸》一书中的内容编辑整理。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