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决定由毛主席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周总理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不久后任命正式下达。

在毛主席离开前线几个月后，1933年2月，蒋介石就发起了第四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经典战例，此战中，红一方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近3个师，俘虏一万余人，取得了一次空前的战果。

后来曾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红一方面的第四次反“围剿”前夕，毛主席被撤掉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第四次反“围剿”依旧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当时一方面军的下级军官自觉地延续了毛主席游击战的思想。

比如当时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担任红5师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大将，他晚年在一篇文章《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中写道：

第一次反“围剿”，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等同志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这种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一个多月，得到了较多人的支持。毛主席果断下令出击，一下子就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

到了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毛主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第四次反“围剿”前，毛主席已经被排挤，“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已有深刻影响，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黄克诚认为，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获得胜利，和毛主席留下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的持续影响有着莫大的关系，同时也肯定了周总理和朱老总在这次战役中的成功指挥。

和黄克诚强调“毛主席的思想方针为主，周总理朱老总的指挥为辅”不同，同样参加过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张震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文章《不朽业绩永载史册》中指出：

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统一指挥的。这个仗同我们以前的战役不一样，一、二、三次反“围剿”都是诱敌深入，在苏区的中心打的。这次有个特点，是在苏区的前沿打的，没有诱敌深入，（而是）采用大规模的运动战，分进合击。周恩来指挥我们打的最大的一个胜仗是消灭了52师、59师。52师师长打伤了，俘虏以后死了。59师师长陈时骥俘虏了……所以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指挥的，消灭了52师、59师、11师。

张震的这段回忆有几个重点，第一是强调周总理是第四次反“围剿”的真正指挥者，第二是强调，这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之前几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不同。前几次作战主要采用的是诱敌深入、游击战的战法，而这次，主要采用的是伏击战、大规模运动战的战法。

从公开的史料来看，张震将军的回忆似乎更为准确。

史料记载：1933年的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首次在红军中运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在黄陂和草台岗围歼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取得重大胜利。后方的毛主席对此也感到欣喜，在《红色中华》中发表的文章《新形势与新任务》中，赞誉第四次反“围剿”为“空前光荣伟大胜利”，称其为“国民党发动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而蒋介石则深为懊悔地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振奋了红军的军心，为蒋介石全力备战第五次“围剿”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使得毛主席的复出机会渺茫，最终，第五次反“围剿”来了。

有人认为，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的全力一击，在苏区人力、物力、财力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次反“围剿”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获得胜利的，即使毛主席没有被挤走，亲自来指挥，胜利的可能性也并不大。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说全对。因为早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就已经调整了思路，提出：红军不应该继续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而是应该通过进攻打到外线去，主动出击，进攻敌人的后方，从根本上改变敌人的部署。

他认为，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此计不用，第五次反‘围剿’就不可能打破。”

毛主席的想法是放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人的后方，换句话说就是“极限换家”，或者更早地进行长征。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所说的：如何才能用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呢？办法就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进行运动战。

毛主席的这个想法，可以说是长征的先声，而且更为积极主动。这个作战计划充满了想象力，有着极大的决心，体现了毛主席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不拘一格的谋略和独到的战略眼光。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下定决心放弃苏区，转移到那些没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去作战，风险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大部分人都不会轻易认同这个计划，人们正常的想法应该是：先打一打，谁胜谁负还不一定，不打怎么知道？

于是，第五次反“围剿”就在这样不得不打的被动情况下开打了。如果真的换作毛主席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或许根本不会这样被动地进行，即使进行了，长征也会更早、更主动地进行，部队的损失一定不会有历史上那么大。而原地死守，相当于放弃了主动权和我军的高度机动性，就只能在原地和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了，结果只能是走向失败，走向被动的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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