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曾说过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问题是，将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就能晋升的。

将军这一级共分为三等，分别是上将、中将、少将，就拿将官级别中最低的少将衔来说，没有二三十年的服役期，根本达不到少将的晋升年限。

根据军官军衔条例有关军衔晋升的规定，在和平时期，如果是大学专科以上毕业的，从少尉衔晋升中尉衔需要2年，若是专科以下的，少尉升中尉则要3年时间；等到中尉升上尉衔、上尉升少校衔、少校升中校衔、中校升上校衔、上校升大校衔，各需要4年时间。

中下级军官军衔的晋升，几乎都是严格按照年限走的，属于硬性规定；这样一来，当一位军人转入干部行列后，基本得服役22年时间才能从少尉衔升大校衔。

从校官跨到将官行列，就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了，将官的军衔晋级属于选升，按照军官所担任职务的级别、平时的德才表现，以及对国防建设的贡献来考量。

有些将领晋升少将衔后，中间可能相隔十年或以上，才能晋升到中将衔，晋升到中将衔再升上将衔时，可能只要一两年就会晋升上将。

比如李作成将军，于1997年在广州军区41集团军副军长的岗位上晋升的副军级少将军衔，等到他再次晋衔时，已到了2009年，以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升的中将衔，中间足足隔了12年时间，如果再算上他在2015年晋升上将衔的时间，李作成将军从少将升上将花了18年，跨度之长确实少见。

与李作成将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乾生，在2015年以总参技术侦察部副部长的身份晋升少将衔，6年后的2021年以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的身份晋升上将衔，他从少将到上将所用时间之短，同样非常少见。

将官晋升时间不统一，恰恰就体现了选升的独特属性。

不过，要注意的是，将官晋升时间不定，并不意味着每一位军官在晋升到少将衔后，都可以经过时间的苦熬，享有机会晋升到最高等级的上将衔，各个级别的将官都有最高的服役年限，到期后必须退役。

其中副军级少将的最高服役年限在58岁，正军级少将在60岁，副战区级中将是63岁，战区级上将是65岁。

像马荣辉少将，在任职了3年的武警上海总队政委之后，到2015年已经有58岁了，达到副军级将领最高服役年限，遗憾未能晋升到正军级岗位，只能退役。

毕竟上将衔属于军官军衔体系的最顶端，如同“金字塔”一般，这就意味着有很多少将、中将在晋级的过程中会被更优秀的将领所超越，留下极少的上将岗位。

这个时候的上将衔，主要由六类将领可以享有。

一类是军委副主席、一类是军委委员、一类军种部队司令员、一类是军委主要职能部门主官、一类是战区主官、一类国防院校主官。

此前，我军将领晋升上将衔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即：“担任正大军区职满2年，同时晋升中将军衔满4年”。比如沈阳军区政委黄献中将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将军、军科院院长刘成军将军等诸多将领，皆是按照上述条件晋升的上将衔。

如果有中将衔的将领出任军委委员等领导职务，可立即晋升上将衔，比如2007年卸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常万全中将，被选为军委委员兼总装备部部长时，立即就晋升为上将衔。

而现在，基本上慢慢摒弃了“担任战区职满2年，同时晋升中将军衔满4年”才能晋升上将衔的条件，只要被任命为战区级的领导职务，就立即升上将衔，包括现在的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中部战区司令员黄铭、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等将领，他们晋升上将衔之前还在副战区级岗位任职，衔级为中将，等到晋升为战区级职务后，衔级就升为了上将。

比较特殊的是凌焕新将军，在履行军科院政委之前，担任副战区级的军委纪委副书记，中将衔，按理说他可以平调转任军科院政委，因为军科院在军改后已经被降级为副战区级单位，可实际上他在被任命为军科院政委的同时，却晋升了上将衔，实现了高配上将的待遇。

所以，将官想要获得最高等级的上将衔，必须先得晋升到战区级的职位才行，要么就是像凌焕新将军那样，在需要高配上将衔的岗位中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