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高傲的天朝上国终于大开了国门，不是自愿的，是被坚船利炮轰开的，对手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方式是通过一场战争——鸦片战争。

谈及鸦片战争，算得上近代中国之耻，英国以区区不到2万人的兵力一路向北，从广州杀到南京城下而罕逢对手，对手是纸面上的东亚王者，拥有数亿人口，80多万常备军的大清帝国，这个落差委实出乎所有人意料。

鸦片战争清朝惨败，原因固然有许多，但如果把目光集中于战争本身层面，不难发现英军的战术是其能以少击多，达成战略目的的重中之重。

战前的对比

战前的中国，是个拥有4亿人口的庞大帝国。清朝拥有八十万编制的军队，其中八旗约20万、绿营约60万，去掉其中吃空饷和不堪一战的老弱，30多万精壮士兵也是有的。

关于清军的装备，许多人认为是大刀长矛，这也是并不准确。清军早在康熙年间就已是一支冷热兵器混用的军队，与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中，两军都大比例使用火枪大炮轰得火光四射。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依然是冷热兵器混用，装备了不少的火器，以鸟铳和抬枪为主，也就是火绳枪。

火绳枪虽然不及英军滑膛枪先进，但射击速度和射程相差并不多，并且清军人多，可以依靠人数的优势弥补射击精度上的缺陷。

单兵火器上的差距不算致命，两军武器的差距主要在火炮，这点清军要落后不少，清军的行军火炮机动性、精确度、炮弹威力要全面落后于英军，存在着代差。

至于海军则没法比较，英军的蒸汽军舰不是大清水师的木制战舰所能击败。

对英军来说，虽然武器上有一定优势，但并没有马克沁对土著人的刀枪那样巨大。当时的英国全国的正规军也只有14万人，并且本土远隔万里重洋，万一战事相持，后勤如何保障，财力如何支撑，这些都是大问题。如果要以占领中国首都迫使清朝屈服，那么深入中国本土对英国也是巨大风险，倘若“最勇最强的中国人，与满洲之人，层层阻挡，节节拒敌”，英军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从战前实力对比来分析，英国优势是武器和军队领先，弱势是兵力过少且孤悬海外作战，战事拖得越久就越不利，越是深入中国内地越不利。

因此，对英国来说，如果下定决心开战，就要制定最合理的战术，以我为主，在最短的时间攻击清朝最薄弱和最要害之处，以达到战略目的。

英军的战术

鸦片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不同阶段英国的战略目标不同，并为此分别制定了相当明确的战术。

第一阶段：广州——定海。

第一阶段的时间是1840年6月到1841年5月，这个阶段英军出动了军舰十六艘，还有三十二艘武装轮船和运输船，至于兵力总计只有4000人。

兵力这么少，正是英国的战略目的决定的，在这个阶段，英国政府给英军统帅懿律的使命是：以军事行动封锁出海口并给清朝以军事打击，迫使清政府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英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向英国开放若干通商口岸，允许自由贸易，并割让一处岛屿给英国以充作英国对华商务活动的基地。

在第一阶段，英军发动的主要军事行动如下：

懿律在1840年6月向广州发炮后留下四艘军舰封锁珠江口，自己则率领主力北上，在7月5日攻占了定海。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的大角和沙角两座炮台。

1841年2月底，虎门之战爆发，英军攻占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殉国。

1841年5月底，英军在水战中击溃清军后，占领了广州城北的高地，在上面架起大炮轰击城内的几个重要衙门，并扬言要攻城。

仔细分析起来，英军的军事行动都极具针对性。

定海在现在的舟山，为何攻占定海，因为定海符合懿律心中挑选的要中国割让岛屿的标准。定海地处大沽口和广州之间，离两者距离大致相同，又距离长江口很近，占据定海既可以作为军事基地，也能作为通商基地。

攻占大角和沙角炮台，是因为1841年11月底钦差大臣琦善抵达广州和新任英军统帅义律谈判过程中始终谈不拢。纠结在于义律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私自大营，义律逐渐失去耐心，遂攻占两炮台以炫耀武力，换来的结果是琦善心惊胆战，私自和义律订立《穿鼻条约》，除了通商、赔偿等内容，割让的岛屿正是香港。

虎门之战中英军军事行动的目的性是先发制人。背景是之前琦善私订的《穿鼻条约》是个无效的条约，因为双方政府都没有签字。对《穿鼻条约》的内容，双方都很不满意，道光以为既然惩办了林则徐，又恢复了广州之前的通商状态，英国人就该见好就收，谁知英国如此不识抬举，敢向天朝上国叫板，提出种种非分要求，于是道光下诏把琦善押解回京，调兵到广州准备动武。

炮轰广州城内而不是攻打广州，是因为义律的战略目的。义律只是要逼迫清朝承认穿鼻条约，并且追加赔偿，并不是要占领广州城。

破坏广州对英国的通商并没有好处，并且自己手下的几千人也不是为了攻城掠地而来，广州城内还有18000多名清军，万一殊死一搏，英军自身也会有损失。

义律炫耀兵威的办法果然奏效，连遭失败下，道光只得批准割让香港并支付赔偿，《广州合约》就此签订。

可以看到，英军仅付出轻微的伤亡就通过明确的战术迫使大清帝国就范，战术之胜利一览无余。

第二阶段：目标南京。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8月，战事重起，原因是英国政府对义律签订的条约并不满意，用璞鼎查取代了义律并增派3500兵力及若干船只来华。

这一阶段的主要战事如下：

1841年8月27日，英军在厦门击败清朝总兵江继芸率领的水师，随后炮击福州，又分兵进攻台湾的鸡笼。

10月1日，英军主力再次攻克定海，总兵葛云飞阵亡。

10月10日，英军攻占定海；10月13日，攻占宁波，浙东三城沦陷。

1842年3月10日，经过全国调兵，清军在钦差大臣奕经统帅下发起浙东之战，企图收复失地，把英军赶下大海，结果是清军三路大败，奕经逃到杭州。

5月17日，英军主力向长江口进发，攻占了乍浦。

6月16日，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殉国，英军控制上海、宝山。

7月21日，英军攻破镇江，八旗驻防副都统海龄自尽。

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随后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

从作战过程来看，英军始终为威胁南京而发动进攻。

攻打厦门、福州、鸡笼，都是为了维护后方海路安全和探测航道；

攻打定海和宁波，是为了取得行军路线上的军事基地以进行修整和在当地得到补充；

浙东之战，是面对清朝调兵决战的将计就计，本来这场决战可能发生在南京或镇江，在浙东决战反而对英军有利，因为清朝全国调兵远道而来，英军则以逸待劳主客易位，并且更能发挥军舰的作用；

浙东之战取胜后，英军的进攻再无悬念，破乍浦、吴淞、镇江，都是为了最后的目标——南京。

为什么是南京而不是北京，这是高明的一招战术，璞鼎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断定攻打南京就足以使清朝屈服。

北京是首都，攻击北京自然能迫使清朝屈服，但攻打北京对万余英军来说是极为冒险的做法，京畿重地有重兵把守，虽说之前英军轻松取胜，但那都是在沿海的城市，一旦远离海岛舍船登陆，万一腹背受敌，英军将风险巨大。

再退一步来说，即使英军如愿攻下北京，也没有能力料理接下来的麻烦，这样的麻烦之前英国在印度已经体会过，况且打垮清政府也不是英国的目的。

所以北京是不可能打的，那么打哪里，既能保证军事上的压力能让清朝屈服，又能保证英军不用付出太大代价呢，璞鼎查把地点选在了南京。

为什么是南京，因为南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清朝经济生命线上的重要节点。在那个年代既没有公路又没有铁路，水运是由南到北最经济也是最便捷的方式，南京地区正位于长江和运河交汇点上，控制了南京就控制了河运，也就控制了清朝的经济命脉。

并且，南京也是座大城市，仅次于北京，人口众多城市繁华，攻下南京，对清朝的心理震慑也足够强劲。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临近出海口，江面开阔，又便于英军军舰进出和展开。

事实正如璞鼎查所料，英军陈兵江面后，漕运停顿，道光只得屈服，派耆英前往南京议和。

1842年8月29日，耆英和璞鼎查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里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鸦片战争宣告结束。

清军战术的失败

鸦片战争持续两年多，英军攻击的地点多达十五处，其中既有广州这样的省城，又有乍浦这样的乡镇，遍及六省，看似漫无目标实则目标明确，每次攻击都完成了预设的目的。

反观清军，坐拥数十万兵力却处处被动挨打，被英军牵着鼻子走还大吃败仗，这也是战术的失败。

魏源曾对鸦片战争清军战术做过设想，他的主张是“使舍守口外之力以守口内”，也就是坚壁清野，诱敌登岸，把敌人引入离开海岸十里或二十里的地方，清军退到离海岸或港口较远处，让英军远离舰炮的覆盖范围，同时又能切断敌人后路。

实际上，这些战术在台湾战役中曾被使用，在1841年英军进攻基隆时，台湾守军就是使用“侯其登岸，设伏击之”的诱敌深入战术，在炮台稍作坚守即次序撤退，让出滩头阵地，台湾战役也是鸦片战争中少有的成功抵抗英军的例子。

要想击败英军，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因为清军人多，英军人少，又是远涉重洋而来客场作战，即使再能打也经不起消耗。

这点虽然有清军将领意识到，却也无法施行，因为清军兵力分散在各个点，集中兵力意味着放弃一些地方的防守，而弃城失地是要被问罪的。

即使在清军发起规模最大的反击浙东之战中，集结的兵力也仅有一万余人，面对的是英军8000人左右的兵力，火力、指挥既已不如英军，人数又没有明显优势，主帅奕经还制定“三路出击”的战术，把本来已不算多的兵力进一步分散，失败自然是情理之中。

兵者诡道也，在临阵战法上，当面锣对面鼓的堂堂之阵也不是英军的风格，他们的战术是前后夹击，在战场正面用舰炮及火炮压制清军，另外又派出步兵抄对手后路，

“惯于抄后路，其寇虎门、寇乌涌、寇粤城，皆用此法。每每以船与我对敌，另以步兵由后路绕出，使我前后受敌。”

清军指挥官则战术僵化，只知道集中于炮台和死守城里，作战队形又密集，正好给英军以集中歼灭的机会。

假设清朝督抚大员能改变战术，灵活使用兵力，英军难以获得如此之大的胜利，如果英国被进一步拖入战争泥潭，持续增长的军费开支也将不堪重负，形势将逐渐转为对清朝有利。

小院之观

战术理念的差距，就成为战场的结果。鸦片战争中，清军将士并不缺乏勇气，也愿意为国效死，如浙东之战的2000名藏族远征军，坚持抵抗到全军覆没，没有一人归乡，连英军军官也承认“中国人所缺少的是训练，而不是勇气”。

鸦片战争，两军实力虽然有差距，却也不是必败之局，万余英军横行天下成为个笑话。在战术层面的原因是败在清朝官员的不知彼，一心抵御外敌的清军将士在密集火力打击之下，空有勇气也无济于事，在错误的战术指导下，白白成为了炮灰。

相比清军，英军指挥官知己知彼，以己之长击彼之弱。从战争整体过程来看，英军目标明确，所以第一次以4000多人，第二次以8000多人（英军在1842年6月才又得到8000多人的增援）就能纵横南北，长驱直入，逼迫东亚第一大国签订城下之盟，这是战术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