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的寒冬，天津海关迎来一位朝鲜客人。我们对他所知有限，只知道他携带了少许人参，向海关人员兜售。两周后又有二位朝鲜人金得清、朴文吾叩关，并带来十余斤的人参。这次海关人员没有轻忽。几经盘查，两人供称是随着朝鲜使节团的卢姓官员入京，身份正当，可以行文查询。海关眼看两位朝鲜人处之泰然，若无其事，反倒是海关自己慌张起来。
倘若金、朴二人的身份属实，就代表是外国使节，贸易享有特权，毋庸缴纳税金。谨慎的承办人员于是询问相关单位，确认往后是否接受朝鲜的“免税交易”。然而，这两位朝鲜人说的一副正气凛然，实际上却完全经不起考验。
在深入犯越人、犯越问题之前，我们须先厘清中国与朝鲜的国界是什么？尤其是否与今日对“国界”的认知相同？其次，这些被官府视为奸民、徘徊边境的人是谁？凝视着疆界，有助于描绘出朝鲜知识人理想的国界，并寻获更多犯越人的历史。
越境的"兄弟"历史上的边境
每提及历史上的中国与朝鲜，“一衣带水、千载毗邻、兄弟之邦”等都是常见的形容词。前二者强调物理距离上的接近，后者则是心理、感情的趋同。然而“兄弟”这个模糊的词汇，无法清楚交代谁是兄、谁是弟。1627年，朝鲜迫于清军的进逼，主动求和，双方就曾约为兄弟，并重申：“各守封疆，不许计仇，永世相好”。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兄弟之邦，仍旧必须严明疆界，分得清清楚楚。
清天聪三年，朝鲜仁祖在致送皇太极的信中指责道，金国百姓跨越国界采人参，期盼金国能够“申饬边臣，痛加诃禁”。这不是大金国独有的问题，天聪五年，皇太极同样指责朝鲜方面，必须严守封疆，百姓不得私自越界；并提醒道：“吾两家既当天盟誓，结为昆弟，若心口不一，甚非永固盟好之道也。”各种情况的越界，不断挑拨兄弟的感情。
有时两边的私下抱怨转为明白地谩骂与挑衅。皇太极直言：
“朝鲜边民私入我境，凡住歇、采参之处，明明见之。…今既云无，自此以后，发兵到彼处，若有入境采参之人，或杀或捉。”
表示朝鲜方面若继续撇清干系，大金军队将发兵朝鲜，或杀或抓沿路所见的采参人，气焰嚣张。
双方之所以如此在乎彼此犯越，一方面考量到人参是具备商业价值的货品，另一方面是，国界往往是藏匿可疑分子的好去处。1644 年之前，明、清交战不已，支持明朝的朝鲜就曾被清人发现他们协助华人入境。
问题是，清、朝两国交壤的领土长逾八百公里，总不可能处处设防。尽管清朝沿边设置栅栏，朝鲜使行团循着红线北上，势必经过一个栅门，此处即边境检查站。栅门宛若今时的海关，双方必须在此提交官方文书，证明身分。然而，朝鲜国界距离栅门其实有段不小的距离，朝鲜官员赵泰耉就曾说过，“彼我境以（鸭绿）江为限，而越边则皆是空地。”
朝鲜与清朝大抵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过江后才是清朝构筑的栅栏。换句话说，鸭绿江与栅门之间，堪称是一片无人究责的灰色地带。即便是搜查严谨的栅门关口，只要翻越无人巡哨的边界，顿时形同虚设。清、朝的人民正是利用这条满布缝隙的边界，不断越界采参、移居，乃至犯罪。犯越问题反复在此上演，至今仍然困扰着两国的官员。
没有历史的奸民
国境是人为的产物，是政治力划出的实线。在此之前，所谓的越界、犯越是当地居民的日常，没有太多政治意涵。明弘治元年（1488），朝鲜官员崔溥（1454-1504）从济州岛返乡的途中意外遭遇风难，漂流至浙江台州沿海。他历经苦难，最终在明朝官方的护送下，搭乘着官船，一路北上，返抵家乡。
崔溥自然会经过中朝交界处，他的观察是“海州、辽东等处人，半是中国，半是我国，半是女真”，显见当地族群杂处的情况。赵泰耉也承认明代“天下一家，我国边民与华人，如隣邑之人。”可见明代的中朝关系，尚属平和，居民频繁来往，宛若邻居。
及至 1636 年，清军入侵朝鲜，强逼朝鲜国王投降，绝明朝贡，向大清称臣纳贡。1644 年，明朝灭亡后，清朝与朝鲜的关系更加密切，朝鲜自此开始时常怀有警惧之心，处处提防清朝。
与此同时，这块杂揉中国、朝鲜、女真的边境，不再是单纯的"邻邑"，而是需要谨慎应对的他国。这个情况有点象是每天上下班习惯走的路被突然切断了，一切都得重新摸索，而因此发生的不便、困难与忧愁，远不是庙堂之上的官员，能切身感受到的。
屡见不鲜的犯越者该如何处理呢？
朝鲜官方明文规定，“犯越为首人，境上枭示”，也就是带头越境的人，必须在中朝边界公开处决。那怕是“被越境”的朝鲜官员，仍不免发配边疆。至于知情不报者，同样“参酌徒配”。 首倡者斩立决，从者及相关官员流刑，称得上是重罚。但就是这般“犯者几死”的刑度，仍无法恫吓边地居民越境。
那些在公文里被称为“奸民、边氓”的人生。这些犯越或许迫于无奈，或许出于贪婪，其实都称不上是什么大奸大恶，只因为被夹在两国之间的边界地带，就被管理单位目为屡劝不听的刁民，对他们的刑罚是人尽皆知的严峻。
理想的国界既然边界问题这么多？何不定一明确疆界呢？
事实上，朝鲜与清朝曾经议定封疆，尽管这是一条不断变动、互有进退的国界。朝鲜大抵依仗鸭绿江、图们江为线；而夹在两河之间的“长白山”（又称白头山），朝鲜则认为以山为半，北为中国界，南为朝鲜界。
现在若问起韩国人“长白山是什么样的存在？”你或许会得到“长白山是圣山”的答案，但是这绝非什么千百年前就确定的历史事实。李花子的研究指出，朝鲜立国之初，长白山甚至不列名官方祭祀的山川。
例如《朝鲜王朝实录》明白地说“白头山，非本国境内”。
环山一带的领地，一开始也不属于朝鲜。至少在朝鲜世宗（1418-1450）期间，山南是野人女真的群居地。直到十六世纪中叶，朝鲜的地理书也承认，一出图们江就是野人地界。
直到1712年勘定国界，清朝双方才确立以长白山切半，南北对分的疆域。这次勘界，朝鲜获得山南的领土，这是一块从未设防，也没有充分人口的土地，堪称外交的胜利。然而，也有另一派朝鲜官员主张，国之北境应该追溯到高丽时期，当时曾立碑于先春岭，而这里距图们江有七百里之遥。换句话说，1712年的谈判结果，等同丧失七百里的应有领土，可说是“朝鲜失地”。
事实上，长白山以与“七百里失地”的归属，绝非朝鲜说了算。长白山同样是清朝的圣山，满洲人同样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清朝皇帝相信爱新觉罗氏的祖先，出自长白山的仙女。清朝从1677年开始祭拜长白山，将这座界山纳入中国。至于那片长白山以北的数百里土地，自然属于清朝。
关于朝鲜与清朝的国界，历史学家累积的成果极为丰富。详细的程度以致能够将相关争议分门别类，乃至摊开古地图一一举例，这些都是接近历史事实的方法。
然而充斥于庙堂之上的言论、现身于公文案牍的宣言，述说的都是中、朝官方理想的国界，而不是依傍国界生活的日常范围。当然，每个政权都有理想的国界，彼此间的“冲突”与“互不兼容”完全可以理解。
理想国界不是单一的解释，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各有面貌
召唤历史荣光，划定图们江以北七百里的说法，呈现的是民族理想的国界。坐落在长白山的分界线，则是大国与小国政治角力的国界。至于本文的几位主角——犯越人，满足他们所需的所见生存范围就是他们的理想国界。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为了活下去不得已而为之的勇气。
这些犯越人被清朝称为所谓“边地奸民”，认为“朝鲜人民不许出界采参、伐木”，朝鲜方面也严明封疆诫律，不许朝鲜边民频频犯越。而除了人民飢寒起盗心的原因之外，若要从另个角度来追究可能的原因，背后成因终究得怪在朝鲜官方头上。
朝鲜规定边地居民需缴纳人参，用以赠送日本的“礼参”。结果造成边民能逃则逃，而无处可逃者只能迫于无奈，越界犯罪。国家不改变供需关系，不检讨经济结构，则永远无法遏制“官方眼中”的犯罪。
乾隆十二年，宁古塔的清朝官员拿获两位朝鲜女性。根据口供，他们名叫沙吗尼、邵外彬。沙吗尼本是庆尚道的居民，自小父母双亡，为同乡人领养。她的丈夫长年在外经商，一日突然被金姓商人绑走，辗转贩卖给多人，曾经担任下人，甚至成为人家的妻子。邵外彬是汉城人，同样父母双亡，被拐骗为官奴，后又受骗转卖清人。追根究底，他们都是来自朝鲜经济结构的黑暗角落，那个生活条件不佳，缺乏照料的地方社会；不论是否出于自愿，他们都是走上歧途的“犯越人”。
结语朝鲜王朝与大清帝国的“犯越问题”象是一颗洋葱，必须一层一层含着眼泪拨开，才能审视每一个依偎两国之间的故事。当我开始关注中朝边界的问题时，才意识到所谓的“奸民、边氓”都是官方用语，距离边地的实情何止千里。
在我看来如果有一天，在一个国家里，我们真的能跨越种族肤色和语言。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想必没人愿意舍得离开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