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建的国立山东大学堂

在中国数千年的王朝历史中，“士农工商”是组成中国社会的主流阶层，尽管社会远不止这四类群体，但以当时人的角度来看，除这四种人之外的其他职业，几乎都是社会的边缘人物，即所谓的“非主流”。四民社会中又以士人阶层最为尊贵，而科举考试又是万千读书人跻身上流社会的最重要的渠道。但1905年的废科举事件，却打破了读书人固有的晋升渠道，也使得传统的四民社会趋于崩溃。

一、科举改制与中国文化的取向变化

可以说儒家经典之所以能够在千余年的历史中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必考题目，无数学子不得不穷经皓首埋头读书，只为求取功名，而儒家文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

但随着19世纪末科举改制的出现，原有的科举考试内容显得太过于陈旧，考试中于是逐渐出现了大量的西学内容，尽管都是一些西学皮毛，但对于大多数学子来说，接受起来仍然是很难的。

科举考试标准的转变必然会导致学子读书风向的转变，当时书店内的西学书目一上架就被学子们“洗劫一空”，而许多嗅觉灵敏的书商趁机狠狠地大赚了一笔。但这些“时学”书目，可并不是那么好买的，对于大部分身居内陆省份的读书人来说，甚至有的是前往省城或京城考试时，才了解到应该读什么书。

晚清时期的物理课本

科举题型的转变看似只是读书人阅读书目的转向，但以长时段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转向，即由原先的儒家文化转向以西学为主的现代科学。虽然二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但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掌握西学显然是振兴国家的最为重要的途径。就这一点来说，废科举之前的科举改制，其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后来的废科举一事。

桌子上摆着显微镜

二、兴学堂与城乡分离

古代中国是一个“城市化”比率很小的国家，零零散散的城市被无数城镇乡村所包围，而生活在乡村的读书人则成为其中的主流。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下，许多无缘于更高一级功名的底层士人，往往会返回家乡开办书院或私塾，他们或传道授业，或以谋生为目的，而这样的情况也使得大部分基层读书人可以在幼时就接受到应有的西学教育。也就是说，他们不用跑到省城买书或学习，在家乡也能得到老师的指点。

晚清的私塾

科举正式废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新式学堂的兴起，新式学堂很少有建立在田野之间的，大部分都建在城市内。这样的话，废科举、兴学堂带来的后果就是打破了读书人原先“耕读”结合的生活方式，要想谋求新的出路，就必然要离开家乡，结束半耕半读的生活而前往城市。

新读书人在新式学堂里学到的知识，大多是工业化社会所强调的知识，这又会导致他们在学成后不会再像之前那样“衣锦还乡”，而是选择留在城市内生活，这样以来，中国千年来城乡紧密结合的状态就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城乡之间开始产生“分裂感”。整个社会原有的圆圈式循环系统也被打破，从而诞生出一批批“不识菽麦”“脱离百姓”的城市知识分子。

废科举导致城乡之间产生分裂

三、传统社会的崩离

新成立的学堂其实并不与选拔官员直接挂钩，更像是今天大学生与考公务员之间是分离的，但科举乍废，新设立的学堂又如此毅然决然地与选拔官员分开，这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即接下来政府官员到底从哪来？

原先的“学而优则仕”现在已经随着科举的废除而结束，学子从进学堂到毕业工作或继续深造，无论如何都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与官场联系少之又少，而官场也成为了“职业”官员所生存的地方。

京师大学堂旧址

士与官之间分离得如此迅速而又没有相应的善后措施，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新任官员或是极少数出身新式学堂的学生，或是通过“别样”的途径进入官场的。事实上，清末民初时期的政局也的确如此，除了废科举之前的最后几届进士和新式学堂出身的官员外，大部分都是满清皇族贵族，要么就是“军而优则仕”的人物，例如袁世凯以及民国初年的直系、奉系、皖系等几大军事集团，他们都是晚清所办新军出身，在科举改制之后抓住机会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央。

民国初年，曾有一著名报人谈及当时社会的“青年才俊”：“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这其实可以看出，自废科举之后，社会的主流认知与主流群体已经被军人所占据。

袁世凯及其背后的军人集团

除军人之外，“士农工商”当中的“商人”群体，也在清末民初异军突起，他们不像军人团体那般占据着舞台的正中央，但无论是清末的收回利权运动、反美货运动、实业救国，还是民国初年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都昭示着原先不被社会所重视、甚至是鄙夷的商人群体，自此完成了身份上的转变，由原先的“受气包”变为社会上的风流人物，如晚清民国著名实业家张謇。

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