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最霸气的高铁站的名字，“镇江南”和“定西北”一定会被提及。
“镇江南”，全称为镇江南站，是江苏省地级市镇江市市区南部的一座高铁站。镇，即镇守，江，即长江，镇江之名，即镇守江南之意。从市名中已经可以窥见镇江之地重要的地理和军事意义，而更为巧合的是，“镇江南”的高铁站名与镇江的城市发展史极为契合——镇江之城，千年来始终镇守着江南一带。
秦：为啥叫丹徒？
镇江的历史可上溯至商周时期，曾先后归属吴、越、楚，最终被秦统一。镇江的古名如京口、润州，或多或少能看到地理位置的优越，但是秦时镇江之名却颇为特殊。秦朝时镇江叫丹徒，现在镇江市下辖区还有丹徒区。丹徒，即赭衣，是秦时穿着红色衣服的囚徒，以囚徒命名，多少能看到秦始皇对此地的恶意。皇帝们都想延长生命进而延续万古统治，因而最避讳龙兴之气、天生异相的消息，秦始皇对丹徒有恶意也在于此，这点在后世的笔记、小说中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大同小异，多是说始皇东巡中，有善观天象者称附近山川形胜有天子之气，始皇一怒之下，当即命3000名赭衣刑徒夙夜赶赴此地，凿山开土破坏龙兴之气。不过，发配三千赭衣囚徒破坏天子之气多是后世附会的传说，官修县志中关于丹徒的记载，与修驰道、凿河道有关。光绪《丹徒县志·沿革》记载：“丹徒名县始于秦，至宋始隶镇江府。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东巡，发囚徒三千，凿京岘山，筑驰道，改谷阳称丹徒，置县。”公元前210年是始皇第五次巡行，史载此次“东游至金陵，断山疏淮，由江东丹徒往会稽”，“断山疏淮”无疑是对丹徒凿河道的说明，而据《至顺镇江志》，除了在京岘山下开凿一条新的通江河道，始皇还同时在云阳凿北岗，“截直道使曲”，在丹徒和云阳连通徒阳运河，便利漕运与沟通。秦始皇修造徒阳运河无疑是受到前人的影响，镇江运河开凿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秦是统一的王朝，修驰道、凿河道也在于统一之用，丹徒之地虽靠山据江，但在秦朝，丹徒的军事地位并未彰显。
六朝：坐断东南战未休
镇江是南宋军事重镇，是拱卫杭城的水上防线。三国时期，孙权称雄江东于一时，面对曹操久攻始终未败，其所据之地便是京口。它是金陵之前的孙权故都，是孙权养兵蓄锐的大本营。京口，又称“京城”，《丹徒县志》引《尔雅》释此名“丘绝高曰京，因谓之京口”。《尔雅》是古代辞书，相当于古代词典，用词典中高丘解释“京”，可见京口之名得益于其三山突出的地理位置。一般来说，古代军事重镇讲求易守难攻，多有环山抱水之势，而京口背山又面江，形势雄险。论山，京口三面环山，南方的山大多不高，京口三山也不例外，但好在三山环京口成连横之势，三山俯抱长江，形成最坚固的天然军事堡垒；说水，京口处长江南岸下海口，大江横陈于前，既是水上运输的重要航线，又是逆流而上、守卫江东的第一道关口。
从润州到镇江
隋、唐都是大一统的王朝，不似六朝需据京口守都城，京口的军事地位有所下降。而隋唐开通大运河，京口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节点，交通漕运、沟通南北更是无需多说。京口还在隋唐时期更名润州，突出其江南佳丽风光。润州作为漕运重镇，大到输送田赋公粮，小到商品互联，可谓掌国之命脉，系国运安危，自然不可轻视，故而润州官职从不轻易指派，多为朝廷重臣兼任，镇江边防军务也未曾忽略。后世朝代也多以重臣守镇江。其中较为独特的是北宋。北宋开国之时，对润州多有重视，润州的地方官大多为征伐南唐的功臣，如北宋初期润州地方官为刘蒙正，《宋史·刘蒙正传》载“王师征江南，命乘传军中承奉事”。宋太祖之后的北宋统治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润州之地的重要性，润州一度成为官员贬谪之地，宋史记载，北宋时期润州的地方官，多是“罢”“迁”“出”至润州。对于贬谪之地，朝廷自然无心多打理，所以也谈不上重视。直到宋徽宗时期，镇江的军事意义才重新彰显。政和三年（1113），宋徽宗“升润州为镇江府”，镇江从此取代润州并沿用至今。镇江，镇守江防，本就带有强烈的军事意味，而北宋末年，宋徽宗禅位后将于镇江复辟的消息更是使得镇江地位急剧上升。宋徽宗时金兵南下、形势严峻，心怀畏惧的宋徽宗仓皇禅位后紧急逃至江南，并在南方隐约形成新的权力中心，一时间朝中关乎徽宗将复辟于镇江的谣言四起。远在开封的宋钦宗自然疑心病重，对宋徽宗多有防范，镇江也因这种真假难辨的谣言得到宋钦宗的重视。但是宋钦宗来不及对镇江加兵布防，金人的铁骑已至。
南宋：抗金前线
宋钦宗并未能掌权多久，金人仍在继续攻伐，靖康之变后，北方全部沦陷，赵构在应天府重建大宋，是为南宋。南宋都城为临安，“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皆阔十丈，夹冈为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镇江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之处，距临安虽不似距建康之近，但是沿运河直上，也可直攻临安。加之镇江航线四通八达“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金兵若占领镇江，以此为营，向南宋各城出军，轻而易举。所以南宋时期，镇江一城不守则南宋一国不再，军事战略意义格外重要。南宋以两淮、长江沿线为拱卫临安的防线，镇江又为长江前线，“常宿重兵”，不仅军队数量庞大，还兼具水、陆、骑各兵种。靖康之变后，赵构一路南逃，最终落脚瓜洲。人心不足蛇吞象，金之贪欲并不因占据北方而得到满足，相反，占据北方之后金兵持续南下。建炎三年（1129），金兵攻打瓜洲，南宋一路兵败，宋高宗赵构仓皇出逃瓜洲，至于镇江，并辗转躲至海上。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下时，正值抗金将领韩世忠驻守镇江，金兵骑兵强悍而水军不足，在金军抢掠、携带大量金银重物后，回北方最快捷的方式只能是依托镇江沿运河北上。深知此点的韩世忠凭借镇江地形优势，提前封锁渡口，并在制高点金山之上的龙王庙设计埋伏，伏击大量金兵，剩余金兵逃至长江后，凭借长江天险和精锐宋兵水师，韩世忠与夫人梁红玉率军与金兵鏖战四十八日，最终以八千宋兵击败十万金军，“俘获杀伤甚众，敌所遗辎重山积，又获龙虎大王舟千余艘” 。
镇江保卫战：近代化的起点
南宋之后，元、明、清吸取前人教训，对镇江江防多有重视，皆派重臣、重兵驻守镇江。明清时期沿海地区倭寇泛滥，对镇江江防更是加派兵力。岁月无声，奔流而去，镇江在元明清三代长久处于边防重地，直到近代，镇江进入一段新的历史。现在多以上海作为近代化的起点，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中，镇江才是中国近代化的重点节点。鸦片战争中，英军企图通过占领交通要点进而向内入侵，而英军竭力攻打的交通要点，便是处于长江下游的镇江。英军攻镇江，既可以切断清政府的漕运路线，隔断供给，又可扼住咽喉，乘江而上攻至北京。镇江保卫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清军因武器落后最终被英军攻破城门。镇江城虽破，战斗却并未停止，城内官兵、百姓上下一心、视死如归，以生命抗击英军。但脆弱的肉体终究抵挡不住现代化的武器，镇江最终被英军占领。之后，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性，镇江成为长江沿岸开埠通商的城市之一，自此，港口、洋行、商行、铁路渐行。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夕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