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10月，中央及红一方面军转移到了陕北，结束了艰苦的长征之行。不过来到这片黄土高原后，如何存活成了当时最重要的问题。生存下去需要依靠金钱，而且陕北的冬天寒冷的恐怖，如何筹集到这笔资金以及如何安全的送到根据地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当时我军的资金物资筹集，一部分来自此时驻西安的张少帅，以及一些民主人士的捐赠，这点数额根本不够，直到共产国际即将送来了一笔八十多万美金的捐款。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不幸的是也传到了老蒋的耳中，此时他视我党为大敌，自然不愿意看到这笔钱送到陕北，下令拦截封锁。我们遇到的困难也不仅是老蒋，还有日伪，土匪恶霸等等敌对势力的拦截，每走一步都有被拦截的风险。
但结果就是这笔钱不仅安全的达到了陕北，而且比情报中的数字还多，至少一百万美元，这让老蒋觉得不可思议，之后将这事定性为“最大的经济失责案”，派去大量的特务去调查，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线索。
蒋介石始终没想明白这事，当时层层封锁，为何这百万美钞还能安全送到陕北？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
这事一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当他得知真相后，依旧无法释怀。
而当年负责运送的神秘人就是毛泽民。
毛泽民是毛家的老二，比教员要小三岁，由于教员年轻时就离家外出求学，家中只有他照顾父母以及弟弟。他的性格温和，待人接物很是和善，在家中帮助父亲管理家业，也积累了不少经济学的知识与经验。
在他的努力下，哥哥以及弟弟都能够去省里读书，直到父母去世，兄弟几人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斗争中。
由于毛泽民在财务与后勤上的天赋与经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创建之后，教员就推荐他出任行长。之后他就开始做着筹粮，筹饷，筹补给的工作。
直到长征结束，在陕北，毛泽民又被委任为经济部部长，此时对他来说，局面已经到了很危机的时刻，由于长征路上的损耗，士兵缺乏过冬的物资，将导致兵员的损耗。
为了保存来之不易的革命火种，毛泽民立马组织了四位同志，成立了特别行动组，赶赴上海筹集资金。
小组的四位同志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有毛泽民的妻子，时任经济部会计科科长的钱希均，经济部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西北银行绥德分行行长任楚轩，叶剑英将军的夫人危拱之。
五人来到上海后分为三队，去探查情况，整理总结可行的方案，得出了一些计划。比如直接携带资金回去，但是一路上敌对势力的拦截过多，很可能连上海都没走出去就被扣下了。
比如使用电汇方式，这样的好处是不用携带大量现金，减少了被偷抢的风险，但是当时的银行都处于国民党的监视下，汇款的去向如果是陕北，肯定会被严查。
之后又预想了不少办法，但是在经过一系列推演后都觉得存在风险，大家也都没有头绪，被困在了上海。直到有一天毛泽民想去买一些纸用作联络，走进店面就看到老板在打骂伙计，他连忙去帮伙计说话，最后也被赶出来了。
伙计感谢毛泽民的帮助，就打算带着他去批发处买便宜的纸，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聊了一阵子后，毛泽民茅塞顿开，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毛泽民之前在上海做过中央刊物的印刷，发行工作，上海那时的出版业非常红火，对纸张的需求很高，在当时开纸行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
他回去后就召集小组成员商量开纸行的计划，用纸行作掩护，就能够隐瞒资金的进出。
在得到中央的首肯后，小组立马开始着手开纸行的计划。毛泽民假扮成纸行老板，为了打入上流社会，给纸行造势，他与妻子租了现今徐汇区的一个三层小楼，身着华丽服饰，出入十里洋场。
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假扮纸行的员工，在准备工作都做好后，纸行正式开业。为了掩护上海的同志，我方假意释放出一个假消息，我党打算在南京筹集资金，把敌对势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南京。
之后毛泽民凭借纸行的掩护，从我党地下人员潘汉年先生手中接过了这笔资金。起初我方想筹集的是银元或者法币，这在当时市场上流通性比较好。但是打开箱子后，发现全是美元，其原因就是当时国名党的封锁太严密，这么大一笔钱来不及换成银元。
接下来棘手的事情就变成了如何兑换掉这笔美元，当时的银行规定，每天只能兑换五千美元，要全部换掉至少要花半年的时间，而且要是经常去银行兑换，也容易被敌特发现异常，追查上门。
正当毛泽民苦恼的时候，一位同志的话点醒了他。他之前假扮老板出入上流社会人士聚集的地方，认识了不少大老板，且通过打麻将和他们建立起了关系。
在一次打麻将时，心绪不宁的他被一位麻友看出来了，忙问他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毛泽民假称最近遇到一个客人，坚持要用美元结算，现在上海各种管制，没法做生意了。
这位麻友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购买公债。当时由于连续的战争，为了筹集资金，国民政府发行了大量公债，只要有人买，就不管资金的来源，要是用美元买了，第二天快点抛，就能够换到银元以及法币。
不过这样的方式存在风险，也是因为战乱，公债的价格不稳定，一买一卖很可能会亏钱。但是当时陕北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中央也考虑到行动小组的困难，只要能带回来一半资金，也就是四十万美元，就算成功了。
经过行动小组成员的讨论，得到了共识，大部分钱去买公债，少部分去银行兑换。
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买公债时，减少敌对势力发现的风险。有同志建议召集信得过的群众去办理，不过这些群众未必了解买公债的流程，而且人一多也会被怀疑，只能选择一批买卖公债的人来做，不过去那里找这些人呢？在一次做黄包车的时候，在和车夫闲聊时，毛泽民发现可以让这些黄包车车夫去买，他们接送过大量购买过公债的人，有的自己也会去买，既懂流程，也是买卖的常客，不容易被怀疑。
购买公债的事情被解决了，之后要处理的就是如何向银行解释兑换的部分呢？在与叶剑英将军交流后，他去往了静安寺路801号靠近同孚路路口的同孚大楼，想要再次碰碰运气。
这里聚集着大量的外国人，他们在国内做生意的时候，接触外币的机会多，通过他们不难获得外币的来源说明。
毛泽民又以上流老板身份入局，很快找到了一个外国人成立的打牌俱乐部，这里的人在打牌时，做赌注的都是美金。之后他速成了外语和打牌技巧，天天过来打牌，打完后就找服务生要来纸币，让这些外国商人写下外币来源说明。
之后带着这些说明来到了银行，银行工作人员承认这家俱乐部给出的外币来源说明，不仅给毛泽民兑换，还会优先照顾他。
这下两步走的兑换资金的方案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本来他们也没打算把八十万美元全部带回去。
但是多亏老天的庇佑，按照车夫的作息习惯，一般会在晚上买早上抛售，然而晚上的公债价格最低，早上的公债价格最高，这就是的在买卖的过程中，资金在不断的累积。
而且毛泽民的牌运一向很好，在打牌的时候还赚取了不少独资，连俱乐部的人都称他为赌神。
资金已经全部到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如何带回到陕北了。一开始毛泽民决定让人贴身携带，藏在身上或者行李中，不过关卡的搜索过于严密，同志们大多数都被拦了下来，钱都被搜刮掉了。
正当毛泽民为此时焦头烂额时，一位牌友突然产生了兴致，想要来参观毛泽民的纸行。在参观的时候，这位牌友看着这些纸，随口一句这些纸张做冥币倒是不错。
这句话一出，让毛泽民有了想法，将纸行中的所有纸都做成了冥币，本来也是要在撤退时处理掉纸行的纸张，这下刚好顺路了。一开始毛泽民反复的运送冥币过关卡，为了加深关卡处人员的印象，还总是和他们因为各种理由吵架，有的人看到是冥币的时候，也不管了，直接让他们过去。
这一来二去的，毛泽民也和关卡守卫熟悉了，有时还会塞点烟，塞点钱给守卫，后来守卫直接不查就放行了。之后他们就将真钞放入了冥币中一起运输，就这样一笔笔的钱从上海运到了西安。
之后就是想办法把钱从西安送到目的地陕北，这时，这位牌友又开始给他想办法了，倒不是牌友发现了毛泽民的身份，而是他从毛泽民的冥币生意中看到了赚钱的机会，想要一起干。
这位牌友想到利用当地的小土匪，土匪为了盘剥百姓，强迫百姓用一些他们指定的货币以及等价交换五，其中冥币用的最多。把冥币卖给他们，其中的利润很高。
而且这位牌友手眼通天，认识了当地一个国民政府军官，拉他入伙一起干。后来这位军官利用职务之便，用军车来给毛泽民他们运送冥币。
后来毛泽民也发他们资金中的银元可以通过走私送回去，而法币可以通过购买物资，把物资送回去。后面说服了军官一起倒卖物资，然后让手下穿着我方的衣服，大摇大摆的把物资送往根据地。
最后送到根据地的不仅有资金，物资，还有那位军官“送”的十几辆军车。这次的行动一直持续了四个月，在这一年里面，国家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战火不断的蔓延开来，各地都开始如火如荼的抗击侵略者。
毛泽民为了给党筹集更多的物资，一直留在上海，直到年底才离开，回到了陕北。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一直没有公开。而毛泽民也在1943年被新疆军阀杀害，建国后才找到他的遗骨。
在这艰难的岁月中，我们的先辈有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作为后人我们要牢记历史，不要忘记一路走来的不易，为了国家的未来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