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年仅18岁的我，在家乡湖北沔阳毅然投身于红军游击队。次年，我们这支游击队有幸被编入贺老总麾下的正规部队，而我也有幸在红三军军部担任警卫员一职。1934年，我更是荣幸地被选拔至贺老总身边，担任他的勤务员。
长征途中，贺老总最为关切、时刻牵挂的人便是任弼时政委。那时的任政委身患严重的肺病，脸色蜡黄，面容憔悴。行进中，贺老总不时停下脚步，吩咐我：“去看看任政委跟上来了没？”
过不多久，他又会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反复叮咛：“你们一定要悉心照料好他，任政委是多么出色的领导啊！若非他率领六军团，携带着至关重要的密电码和电台，冲破重重封锁，与我们胜利会师于贵州，我们恐怕早已如离群孤雁，处境堪忧。大家务必铭记，尊重并照顾好任政委，这不仅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更是对中央精神的忠诚体现！”
一天，我发现任政委咳嗽愈发剧烈，连忙向贺老总报告。贺老总当即下令司务长准备一副担架。然而，任政委却坚决拒绝，他说：“我还能走，大家都很辛苦，担架还是留给重伤员吧！”
经贺老总多次耐心劝说，并请来关向应等人一同劝解，任政委这才“无奈投降”，坐上了担架。
即便如此，贺老总仍放心不下，紧随担架行走了一里多路，时而在前引路，时而在后守护，生怕在险峻路段发生意外。
贺老总常怀谦逊之心，他说：“我是个粗人，十多岁就上山打仗，没读过多少书。若非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的悉心栽培，我贺龙哪有今日？任政委、关副政委等皆是学识渊博之士，我理应虚心向他们学习。”
进入草地后不久，我不幸病倒，上吐下泻，迅速衰弱到无法行走，生命垂危。贺老总的叔叔，即大家亲昵称呼的“贺老太爷”，也随军长征，且略懂中医。
贺老总见我病势沉重，便将我托付给叔叔贺勋臣，并反复叮嘱：“陈伢病得不轻，您老人家务必想法子弄些草药给他治病，我们一旦找到药品，立刻给您送来。”
于是，贺老太爷整日陪伴在我身边，四处采集草药，亲自熬制汤药喂我服用。贺老总只要有空，也会前来探望。我虚弱至极，整日趴在马背上不愿动弹。然而，那匹过度劳碌的瘦马终于不堪重负，倒下后再也没能站起来。我抱着它冰冷的腿，痛哭不已。
当时，总部所剩牲口寥寥无几。有的因劳累过度而死，有的在断粮时被宰杀充饥，仅余几匹驮运文件包的马匹。许多首长也失去了坐骑，只能徒步前行。
我悲伤地对贺老总说：“总指挥，别管我了，我走不出这片草地了，我是个累赘，不能再拖累大家……”
贺老总打断我的话，神色严肃地说：“别胡说，别哭了，有我们在，就有你陈伢在，我们绝不会抛下你不管！” 说着，他把副官处长杜世新拉到一旁，低声交代了几句。
不一会儿，杜处长牵来一匹马。大家合力将我扶上马背，继续踏上征程。原来，这匹马本是杜处长用来驮运文件的，为了让我骑乘，文件只能由同志们分担背负。
漫漫长征路上，最艰难的时刻莫过于缺衣少食，食物成了最为紧迫的问题。贺老总总是以身作则，先人后己。
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乡战友悄悄摸到军部来找我，他饿得几乎无法行走，恳求我给他找点吃的，否则他将无法走出草地。
我为难地说：“你以为我们在首长身边就有吃的吗？实话告诉你，贺老总都已经两天没怎么吃东西了。实在抱歉，我这点干粮还有大用呢！”
这话恰巧被贺老总听到，他说：“陈伢，把干粮给他吧！我们多找点野菜，也能凑合过去。”
那位战友接过干粮，泪水夺眶而出。此后，他逢人便说：“是贺军长救了我的命。”
还有一次，四师师长卢冬生前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汇报工作，不知怎的，竟把干粮袋弄丢了，急得团团转。
当时，全军上下，从总指挥到普通战士，每人都有一个装干粮的袋子，饿了就吃自己的一份，丢了干粮袋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依靠！
“不行，我必须回去把干粮袋找回来！” 说完，卢师长转身就要往回走。
贺老总见状，心急火燎。这满地烂草、臭水，到哪里去找？就算找到了，也无法食用啊！他急忙几步上前拉住卢师长：“哎，卢师长，谁知道丢哪儿了，吃我的吧！” 说着，就把自己的干粮递了过去。
自己吃了，总指挥就得挨饿啊！卢师长坚决不肯收下这份珍贵的干粮。贺老总说：“你年轻，饭量大，不吃东西走不出草地。我们这儿人多，大家凑一凑，总能对付过去。”
贺老总把自己的干粮给了卢师长，勤务班的同志们心里都很过意不去，大家东拼西凑，又准备了一份给贺老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