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外出内急，都能在附近找公共厕所解决，那么问题来了，我国古代人民想要上厕所是如何解决的？厕所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有的？
公共厕所雏形其实夏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厕所的原型，直接在居所之外挖坑，坑满之后用黄土掩埋，再另寻一处挖坑。
通过对古文典籍、考古遗址及相关出土文物的查阅与分析能够做出如下归纳：西安半坡村发掘出的五千年前氏族部落遗址中的“厕所”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厕所。
遗址揭示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部落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等文化内涵，其中的坑厕形式在古代延续了下去。
我国最早的厕所记载出现于西周的《仪礼·既夕礼》中，其中有“隶人涅厕”的叙述，这里的“隶人”是奴隶的意思，“厕”说的是当时的用来如厕的土坑。
“井匽”是周朝时期宫廷厕所的名称，是冲水式的露天厕所，井是运送粪便的管道，匽是收集粪便的池，倒入水后粪便顺着管道流到收集池里。
此时的民间，黄河流域人口随着农耕的快速发展开始养猪，但那时不能提供足够的饲料，因此当时的人就将自己的排泄物和猪的排泄物混合发酵用作土地作物的肥料及部分牲畜的饲料，为汉代猪厕的发展做了铺垫。
夏商周时期时间跨度长，共历1956年，这期间除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具备了封建社会的属性，其余皆为奴隶制社会，因此原始的挖地为坑成为此时期主要的如厕造物形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人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对如厕过程有了忌污、清洁的要求，因此周朝出现了冲水式的厕所。
后来封建社会体制初步形成，农耕、养殖大力发展，出现了猪圈和厕所逐渐合二为一的如厕造物形制。
秦汉时期公厕秦汉时期，上至皇族宫室、官府、军营，下到普通民居内皆建有厕所。
西汉早期的厕所较为简陋，出现厕所与猪圈相结合的建筑模式，西汉晚期，厕所内部增加脚踏、扶手等设施，厕坑结构呈现多样化。
东汉在延续西汉厕所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天窗、排气孔等结构并出现了男女厕分化观念。
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皇族宫室厕所的记载，如“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奏厕心动”及描述刘备在荆州刘表处如厕的“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
这些记载表明宫廷内存在单独建设的厕所。
对于普通民居中的厕所，文献记载有限，但考古出土的厕所模型极具研究价值。
如图2、图3，从江苏徐州九里山汉墓遗址中出土的西汉早期陶厕，及江苏铜山县李屯西汉墓遗址出土的西汉中期陶厕中可以看出。
西汉早中期皆为猪圈与厕所建于对角的结构，两者均是两面坡顶，在厕所靠着院墙的一面设有出入门，其内部通过圆形或椭圆形孔与内院连通。
西汉晚期，厕所的厕坑由圆形或椭圆形变成长方形，仍与畜舍相连，与猪圈构成上厕下圈的格局，布局较早中期更加完善。
东汉早期，厕所开始区别男女，其结构也更加完善。
在南阳发现的东汉墓中，出土了两个厕所，两者并列，其中一个厕所不仅有便坑，且设了导尿槽，而另一个厕所只有便坑，体现了男女分厕的形制，这个墓的厕所结构已与现代有相似之处。
东汉晚期，厕所院子多为长方形，内部结构更加复杂。
山东济宁汉墓葬遗址出土的厕所模型，如图4所示，内院呈长方形，有三面围墙，厕所前设通道和三级台阶，厕内有三角形便坑。
河南焦作白庄6号东汉墓发现的陶圈厕，如图，其平面呈长方形，四面围墙，入厕时有斜坡，厕所便池与猪圈相通。
除了厕所与猪圈相连的形制外，也已有单独的厕所建筑结构，其下建有堆肥的积粪池。此时的厕所不仅具有饲养家畜的功能，还能够积肥以灌溉农田。
汉代厕所形制的演化过程，是当时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
就结构而言，从仅有便槽，发展到有导尿槽、脚踏、积粪池、扶手和靠背等；从厕所与猪圈分离，到厕所、猪圈结合为一体，再到上厕下圈的建筑模式；从仅有单个厕所，进化至分男女厕所。
就布局而言，汉代厕所从无规律可寻的布局，逐渐形成位于居室后方的定式布局。
厕所的位置布局，也是汉代建筑格局及特征的一种体现。
汉代厕所由于结构发展造成功能的变迁，与这一时期农耕的发展密切相关。
汉代厕所形成与猪圈结合为一体的建筑模式，以达饲养家畜和积肥的目的，反映了汉代过着定居生活，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体。
唐宋时期唐朝之前，人们称便器为“虎子”。
唐高祖李渊的爷爷叫李虎，“虎”字不能用在秽器之上，因此改称便器为“马子”。
唐宋时期，厕所的形制较之前并无太大改变，而便器却迅速发展起来。
2012年10月初，在陕西省境内，考古工作人员在汉唐墓葬中发掘出了1300年前的唐朝厕所，该物件为唐三彩，在当时是陪葬品。
如图，该厕所四周有围墙，其中一面墙有门，内设蹲坑，蹲坑前有一个瓦片，以防污秽流到蹲坑之外，与今日农村旱厕有相似之处。
宋朝时期，“马子”作为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用器，成为了贸易市场中可供交易的商品。
与此同时，随着“马子”的广泛使用，被称为“倾脚头”的便溺清扫人员也应运而生。
南宋时期的《梦梁录》中有如下描述：“杭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侧,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
此外，“马子”的盛行还衍生出了商业功能，据《洛水集·富阳劝农》记载，衢州、金华地区百姓充分利用便溺施肥，农耕产物产量质量显著提高。
因此施肥需求与日俱增，日常的排泄物已无法满足施肥需要，于是出现了便溺的市场买卖行为。
“马子”的兴起，体现着唐朝贵族阶层对便器造物精致、美观的追求。
宋朝时，随着烧瓷、烧陶工艺的提高，“马子”的制作成本降低，逐渐发展为各个阶层广泛使用的便器。
由于“马子”盛秽必须每日进行清洁，因此其在水资源丰富的江南地区尤为盛行。
明清时期厕所造型明朝时期的便器造型已经与马无关，但依然保留着“马”字。
发展至清朝，人们对便器造型更为讲究，其中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宫廷权贵对便器的造型、功能及如厕流程有着极高的要求。
清代皇帝、后妃所使用的便器成为“官房”，形状有长方形、椭圆形之别，材质包括木质、锡制和瓷质，由特定的太监负责。
其中木质长方形“官房”四周装有木框，木框上方开有椭圆形孔洞并用软垫将其围起，椭圆孔洞上设木盖，而便盆类似抽屉能够抽出。
其坐凳还设有靠背并包有软衬，舒适性堪比现代马桶，但无法实现便后冲水是其最大的缺点。
明清时期的北京，虽然工商业发展迅速，但公共卫生系统资源短缺且监管杂乱，甚至出现了“京师无厕”的说法。
明代王思任所著《文饭小品》中有如下描述：“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报苦无处起居”。
此外，街道上仅有的公用厕所需要付费方能使用，在清代《燕京杂记》中有如下描述：“北京的公共厕所，人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
直到清朝末年，管理者逐渐意识到这种现象对城市形象及居民健康有着十分消极的影响。
便着手兴建公用厕所于道路两旁，颁布法规禁止随地便溺，并设置配有响铃的粪车清理排运厕所的污物，此情况才有所改观。
由于清朝时期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西方先进技术难以传入国内，因此西方发明的抽水马桶未能应用在同一时期的中国。
古代如厕造物发展史从夏商周开始，出现最早的厕所雏形，宫廷中开始出现“井匽”，春秋战国末期，由于农耕的发展，开始出现厕所与猪圈建在一起的结构。
到秦汉时期，猪圈与厕所合二为一的形制发展迅速，东汉时出现了男女分厕的情况，体现着当时人们隐私观念的变迁。
唐宋时期，厕所形制没有大的变化，坑厕与猪圈厕减少，便器由于使用方便，在民间流行起来，出现了商业功能，便器开始进行买卖，还有专门的运输清理粪便的行业。
明清时期，便器结构和舒适性有所完善和提高，为改善社会卫生环境，公共厕所数目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