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的书法，尤其是他的楷书稳重端庄，尽合字学，不独可以陶冶性情，适合于官场文书的应用，而且便于题署书丹，书写大字（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用颜体字书写的匾额）。所以，颜书一出，学者不绝，直至当代，我们在提及稚童书法入门，特别是楷书学习时，颜真卿的楷书仍然常常是首选。

（颜真卿画像）

我们说颜真卿对后世影响巨大，不仅源自他的书法，也源于他的人格秉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书如其人”（源出刘熙载《艺概》的“书，如也。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概念深植人心，颜真卿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重于当时，再加上他的书法刚正方直、雍容大度的气象，又加上他深研字学，他的书法中所用文字基于他深厚的“字学”修养，一无舛错，这使他的书法更加成为后人们学习书法的楷模。

（市面上常见的颜真卿字帖）

唐代士大夫祖述鲁公书法者，除颜頵（颜真卿次子）等颜氏子孙外，最为著名者，是李德裕。

李德裕（787-849），读过唐史的人都知道的“牛李党争”，他就是那个“李”，是武宗朝宰相，这当然影响力足够大，甚至足以形成某种书坛风气。

接下来最著名的是柳公权（778-865），柳公权书法，出入颜真卿，兼收欧阳询的峭劲，虞世南的圆融，褚遂良的疏朗，以方拓峭险，别开生面。下一篇，我们专题说柳公权，这里先行略过。

五代之世，干戈频仍，国家几无宁日。书坛凋零，文采风流扫地，但因为唐代书风的强烈影响，还是出现了如杨凝式这样的书坛大家。

杨凝式（873－954），字景度，书法初学欧阳询，后精研颜真卿，接后又学习王羲之、王献之。最终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自成风格。

（杨凝式画像）

宋人将其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杨”，其中欧阳修尝有称自唐亡至宋兴，一百五十余年间惟杨凝式为“一时之绝”；苏轼也认为自颜、柳殁没，笔法衰落，五代之际，独杨凝式“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

（杨凝式《韭花帖》局部）

宋代，帖学兴起，行草书规模二王，但大部分临本，都来自临拓转刻，或者根本就不是“二王”正品，临学之时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到庆历（宋仁宗年号）、元丰（宋神宗年号）间（1041-1085），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家始摒弃阁帖，师法唐碑，且上溯晋魏，遂使书学复兴（所以说，“碑”也很重要，宋四家都有扎实的碑学根基，别困在“帖”里）。

米芾《书史》有记“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这说的是韩琦（1008-1075），这又是一名当朝宰相，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师颜鲁公而颇露芒角”，虽非上乘，但影响所及，石延年、苏舜钦、蔡襄、蔡卞以至朱长文辈，一代文士莫不效颦，竞仿颜氏。其中，又以蔡襄最为重要。

蔡襄书法，苏轼以为宋季书法卓然追配前人者，惟其一人，有“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注意，不要把他跟蔡京弄混）。

（蔡襄画像）

颜书在有宋一代最为显赫，一代书家无不受其影响（宋四家后三家皆学蔡襄，而宋代书家，以四家影响为巨大）。直至出现了我国辑录颜书最早最完善的一部专帖——《忠义堂帖》。“忠、义”，你听这个名字，其实，颜真卿的书法得以世代为人推崇，颜真卿的人格力量的影响不容忽视。

到了元初，沿袭两宋余风，书家多宗法颜氏，但却没有杰出书家。

至明代以往，帖学复兴，书家大抵不出赵孟頫范围，其间二百余年，学颜而能独树一帜者，惟李东阳行书，用笔矫健，不失规矩。李东阳也很重要，他就是我们读《明史》那位被讥为“伴食宰相”的李东阳。

（李东阳画像）

李东阳在政治上没有大的作为，但他的书法却很杰出，当然，也会因为其政治地位（内阁首辅啊）影响其他人学其书法，就像前面的李德裕、韩琦、蔡襄等。

至清朝嘉庆、道光之后，帖学由盛入衰，且宣宗（即道光）整理文字，崇尚唐之字法，鲁公乃偕欧阳询、褚遂良为世俗所重。综观清一代书家，学颜书而入其堂奥者，有刘墉、钱沣、伊秉绶、何绍基、翁同龢等，这些书家，都是清代杰出的书法家，后面都会专门提及。

刘墉学颜，参用北碑笔法，虽然结体森严，但得和宛通灵之气；钱沣学颜，旁涉诸氏，得颜书“神密”之气；伊秉绶学颜，由李东阳上溯，用隶笔书写，气浑韵厚，深得鲁公三味；翁同龢由钱沣上攀颜氏，结体参北碑体势，用笔又多取隶法，所以气度浑厚，堂宇宽博，亦不愧颜氏嫡系。

我们之所以把颜真卿的影响单列一篇，其实是对于颜真卿的强调，其目的在于强调颜真卿书法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性，也给学“碑”者一些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