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中国史》作者：张宏杰
今天我们要讲的，叫作《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
本书作者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张宏杰。他的个人经历很有趣，当年考大学时报考了热门的财经专业，后来才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冷门的历史，于是毕业后毅然转向，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学专业的博士，目前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正是这样的跨界经历，让张宏杰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和写作风格，并陆续出版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等多部作品。这部《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就是他的又一力作。
张宏杰被誉为“超会讲历史的人”，尽管他写的都是学术著作，但用的却是小说家的叙述手法，以至于莫言赞叹他“以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新鲜而又迷人。”
更重要的是，张宏杰给我们展示了历史的不同切面。如果说我们经常看的历史故事是历史的正面照，那么张宏杰会通过中西比较，梳理出埋在历史事件背后的脉络和规律，让我们看到更为真实的历史侧面。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本书，来看看中国历史的正面与侧面。
中国历史的五大脉络
有句话说得好，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这本书里，张宏杰并没有津津乐道于那些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权谋秘闻，甚至没有谈论太多一家王朝的兴衰往事。相反，他主要探究的是这些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和规则，分析它们是怎么萌芽，并一步步发展演变至今的。
本书一开篇就提纲挈领，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五大脉络，正是它们彼此交融、相互影响，最终成就了中华文明的特性和走向。其中，第一个脉络就是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从未彻底中断过，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谈起来为之骄傲的地方。
举例来说，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汉字，只不过从甲骨文变成了楷书。我们仍然能读三千年前的《诗经》，琅琅上口，富有韵律美。事实上如果一个汉朝人突然醒来，就会发现现在这个民族的心理和处事习惯，和他那个时代相去不远。
这就意味着，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鲜明的个性，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三个古老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早已“中断”，其语言、文化乃至种族都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只留下了一些专业学者才能看懂的“古语言”，如梵语、拉丁语，等等。
而中国这一独特性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特殊的地理环境：西面是绵延的喜马拉雅山脉，东面和南面是浩瀚的海洋，北面则是沙漠和大草原，以及从春秋战国时开始修建的万里长城。这样一个相对封闭圈，就给了中华文明独立发展的机会，而不是过早受到其它文明的冲击。
和埃及、两河流域、印度这三大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出现最晚的。我们熟悉的马、牛、羊、小麦，以及战车、青铜器、天文等先进技术，甚至十二生肖的说法，都是从中东、中亚那里经新疆少数民族传到中原的。所以史学界曾有种说法，就叫“文明西来说”。
尽管中华文明自起步时就从异域汲取了很多营养，但我们绝不能因此断言中华文明是“舶来货”。因为早在这些物种和技术传入之前，我们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和性格就已经完全形成，且具备了强大的融合力。它就像熔炉一样，把外来元素整合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中华文明的第二个脉络就是早熟。在四大古文明发源地中，黄河流域的土壤结构最为疏松，也最适合农耕。可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文明发展的“子宫”，所以中华文明尽管起步晚，却具备了弯道超车、后发先至的优势，很早就达到了成熟状态。
就拿青铜技术来说，它最早在中东产生，又传入中亚，但主要用来制造实用的兵器和农具；等到夏商时期，它通过新疆传入中原，却被用来制作王公贵族祭祀祖先时的礼器，具有强烈的政治文化韵味，且其精致和繁复程度，是希腊、埃及等地难以望其项背的。
而从文化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思想巨人接连出现，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绚烂至极的思想井喷。再从政治制度角度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大规模分封制的国家，到秦朝又率先创立了最大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
秦代设计的这套靠文官治理推动的“郡县制度”，精密细致，即便从今天的西方政治学角度看，也是非常“现代”的创设。但奇怪的是，自此之后中华文明的演变步伐突然慢了下来，思想文化上基本上只能沿袭先秦诸子，而政治上也呈现出治乱兴衰的循环往复。
为什么会这样呢？张宏杰同样归因为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一个封闭的环境就是柄双刃剑，它保障了我们文明的连续性，促其早熟，但也让它难以找到更多的竞争对手，最后沉溺于安乐，丧失了“往外看”探索新的文明形式的动力，以及通过剧烈革命寻找新出路的压力。
中华文明的第三条脉络，叫作“两头变化剧烈，中间不断循环”。那么，这里的两头指的是哪两头呢？前一头叫“周秦之变”，自此中国从封建制转为郡县制；后一头发生在晚清时期，中华文明被迫打开国门融入全球化。两头中间这漫长的三千年，就只是治乱兴衰的单一循环。
周秦之变在整个世界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周朝采用分封制，周天子封了多位诸侯；诸侯又封了多位卿大夫，而卿大夫也有自己的家臣士，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封地。此外天子还制定“周礼”进行层层控制，比如“朝聘”“征伐”“会盟”等礼仪就是用来控制诸侯的。
通过分封制，周天子成功建立起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制。但这种大一统只是名义上的，因为大部分王土都把持在诸侯、卿大夫或士的手里，成为了若干个“小国寡民”自治体，横向联系不多，纵向政府也没法一竿子捅到底。
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起一套大不一样的政治机制。他把那些分属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小自治体打散，统一为郡县制的大共同体。这样皇帝通过百官就能一竿子捅到社会最底层，成功控制住了社会上的每个个体。这就是划时代的周秦之变。
此后历代王朝始终采用这套郡县制，兴衰成败、循环不止。一个王朝建立数十或数百年后，要么官逼民反，被农民起义军推翻；要么边缘地区的游牧势力崛起，最后取而代之。后者会建立一个新兴王朝，但仍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规律。
作为中国人，可能我们觉得改朝换代是历史常态；但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看，就会发现并非如此。比如说日本的天皇，那是万世一系，而英国王室也一直延续着“征服者威廉”的血脉，那为什么只有中国才会出现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导致盛世转衰呢？
或许答案就在于“郡县制”这三个字上。因为郡县的设立，让皇帝可以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直接统治到民间，快速而高效地汲取民间的财富。而且这种汲取还缺乏有效的制约，很快就会愈演愈烈，超过社会底层的承受能力，农民只能揭竿而起，打碎旧的社会秩序。
这种循环一直持续到晚清时期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就是历史教科书中所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种循环才被打破。自此中国被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强力推行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中，整个社会的运转规律又一次发生了质变。这是第三条脉络。
第四条脉络就是“朝着君权强化的方向前进”。以相权为例，从大秦到大清，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皇权对它的抑制。皇帝对丞相处处防范，总试图用自己信得过的秘书班子架空丞相，结果这个小班子又演变为新“丞相”，然后是新一轮的削权。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丞相的名目不停变化的原因，秦汉时期丞相还是百官之首，到隋唐时期已经被一拆为三，然后又变成宋朝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变成明朝的内阁大学士，最后变成清朝的军机大臣，权相权越来越弱，经过两千年的斗法，最后彻底被皇权所取代。
中国文明发展的最后一条脉络就是边缘与中央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新兴政权都起自边疆。比如，历史上的秦国是来自西方的蛮夷之国，西晋末年乱华的五胡，以及契丹的辽朝、党项的西夏，女真的金朝，一统天下的蒙元和满清统治者都是来自西北、东北的少数民族。
但这些起自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占据半壁江山或一统天下后，很快就会投入汉文化的怀抱。他们固然被汉文化所同化，同时也给中华文明带来新的生命力。比如开创大唐盛世的李世民，就是汉化了的鲜卑人，所以他既是中原的皇帝，也成为了草原的天可汗。
纵观这条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我们会看到这五条脉络一直隐藏其中，若隐若现。这绝不是一时一世的特例，而是中国历史的规律性现象。所谓，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时至今日这种规律仍在发挥作用，影响着我们的文化、政治、经济格局。
中西文明的碰撞和交流
前面我们讲到，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有其独特性；细究其根源，就在于孕育出两种文明的地理环境全然不同，以至于两大文明走上了大相径庭的两条路。比如中国的《二十四孝》宣扬为了行孝可以杀子；而希腊神话则有着典型的弑父情结。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杀子”文化。《二十四孝》第一个故事讲的就是尧舜禹中的舜。舜的父亲叫瞽叟，很不喜欢甚至想要除掉舜。他要舜爬上房顶修烟囱，中途抽走梯子放火烧屋。他还让舜去挖井，中途却挖土填井想把舜活埋。幸好舜吉人天相，两次都化险为夷。
即便如此，舜对于父亲仍是“大局为重”“百忍成家”，所以《二十四孝》把他的故事列为首位。这部书中还有一个故事叫“郭巨埋儿”，说有个叫郭巨的孝子为了省下粮食给母亲吃，竟打算活埋自己的儿子。
这就是中国的杀子文化，被杀的小孩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孝心感动神仙，得到拯救。但在希腊神话中，那些杀子的老父亲往往会被孩子反制。比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儿子克洛诺斯赶下了王位，临走前他诅咒儿子：“你也会被自己的儿子推翻。”于是克洛诺斯将自己的每个孩子都吞入腹中，除了宙斯侥幸逃脱性命。最后宙斯果然推翻父亲，成为了众神之王。
希腊神话中还有另一则弑父故事。有位国王曾得到一条神谕，说他“将被儿子所杀”。于是国王把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扔到山里，没想到被牧羊人救了下来，这就是俄狄浦斯。俄狄浦斯后来与微服私访的国王发生口角，一时冲动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应验了神谕。
有人说，神话故事是现实世界的折射。东方的“杀子”和西方的“弑父”均反映了不同社会的现实状况，即“东方尊老，西方崇少”。但我们分析背后的原因，最终还是要追溯到地理环境的差异。
我们前面讲过，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半封闭的，并且黄河、长江自西向东流过，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非常适合发展农业并定居。所以中国文明从根上就是自给自足的农耕定居文明。在这种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多少年都很难变化，只是对上一代的重复。
这就决定了实践经验非常重要。古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因为老人知道怎么看云识天气，什么时候发洪水什么时候干旱，什么时候开始播种。所以老人是永远的权威。即便在现在，老板、老总也是种尊称，带有成熟、稳重、德高望重的意思。
讲完中国，我们再看希腊，它的地理环境可以说几乎完全相反。希腊是一个沿海蔓延的半岛，具有很长的海岸线，航海条件得天独厚。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多山贫瘠，不适合种大米和麦子等粮食，却可以利用多岩石的山坡种葡萄树和橄榄树，也可以用来养羊。
所以，希腊无法实现粮食自给，但可以生产橄榄油、葡萄酒和羊。这就需要希腊人跨海去做生意，用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换别的国家的粮食。和农耕文明相比，海上贸易固然需要经验，但更需要的是与风浪搏斗的勇气和冒险精神，而这显然是年轻人的特质。
所以在早期的希腊社会中，最富有的往往是年轻人。同样这种少年精神也渗入到古希腊文化中。比如在希腊传说中，我们读到更多的是对青春、活力的赞美。还有古希腊雕塑，以及古希腊崇尚的体育运动，往往展现的也是人体的青春、健美和力量。
更重要的是，航海贸易还打散了人们基于血缘的长幼尊卑关系，毕竟一艘船上都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慢慢地他们构建起一种基于平等地位的契约关系。这种平等意识慢慢渗透到了家族中。古希腊法律规定男性达到一定年龄，就可摆脱父亲控制，获得独立。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不要小看这种文化层面的“弑父”意识，就是它催生了希腊的民主城邦制，后来又衍生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文明发展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人们对家庭权威的质疑，促成了他长大后对社会权威的反抗。
这是中西文明尊老和尚幼方面的差异。此外中西文明还有一个差异，就是一元化和多元化。首先说中国，尽管我们历史上有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分裂，但大一统始终是主流，这就让中华文明呈现出整齐划一的一元化特征，体现在集中资源办大事的高效率。
对此欧洲文明则大不一样，自古罗马帝国衰落后，分裂就是常态。而且罗马虽然也号称帝国，但它没有实施郡县制，反而允许各地因地制宜，按原来的方式管理，并且也没有强力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无论是政治体制、文化、基础设施都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或许正是这种骨子里自带的多元化基因，让欧洲人始终缺少强烈的统一意识。罗马灭亡后，入侵的蛮族建立了很多小国，并不约而同采用“分封制”。当然了，这种分封不会建立在周礼上，而是建立在契约上，而契约正是源自古希腊文明。
欧洲各国的国王分封贵族，贵族则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治社会，就是封建庄园，然后把土地分给农奴耕种。国王和贵族、贵族和农奴订立契约，规定彼此的权利和义务。西方有句谚语说：“私宅就像是城堡，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说的就是契约规则。
表面看这种多元化效率很低，没法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却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埋下伏笔。正如《全球通史》一书所说：“文明是在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一种文明能否进步，往往取决于它能否从外界获得刺激，显然多元化的文明能提供更多刺激机会。
这是一场效率与创新的竞争，显然在后来某段时期里创新占得了上风。史学界曾有种传统观点，说中国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直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结束时才开始落后。但清华大学有个课题组用翔实的数据表明，早在元朝初年，欧洲部分地区就已经反超中国。
这个课题组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北宋时期达到顶峰，此后农业技术就再未能取得突破。而西方农业从中世纪后期开始质变，经济曲线陡升，让意大利、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在元初、明初超过中国。再等到“康乾盛世”，中国从整体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欧了。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明清之际，恰恰是中国“一元化”专制机制最成熟最严密之时。如果说唐宋时的中华文明是开放的，拓展出了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积极接触并学习融合其它文明；明清统治者却通过禁海令开起了倒车，蒙住眼睛，陷入一场天朝上国的美梦。
直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卷入其全球化殖民的大潮中，我们才重新睁眼，意识到自己落后了多少年。此后中国历史主线就由原来的治乱循环，变成了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两线交叉并行，共同主导着中国历史，走向未来的方向。
好了，讲到这里，《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我们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古人曾说：“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了解历史，我们才能瞭望未来。但怎么才算是了解历史呢？那就是能走进历史的不同侧面。
历史的第一个侧面是把握规律，就是跳出具体的历史事件，跳出一家一姓的局限，甚至跳到整部世界史走向的高度来俯瞰中国史。
在这本书中，张宏杰老师提出的五条脉络，就构成了中国史的骨架，然后结合具体的人物、事件这些血肉，让我们获得完整而深刻的认识。
历史的第二个侧面是增加“智识”，鉴古知今。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痛心于中国人缺乏“国史智识”，无法像司马迁说的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了解历史是要探求天道与人事间的关系，并与当前的生存现状做紧密联系，突破循环反复的思维怪圈。
历史的第三个侧面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明就是在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国家如此，个人亦然。面对陌生的事物，不要下意识地担忧、抵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勇敢地走上前去拥抱。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或许主动出击、碰撞才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