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以非凡的胆略和赤诚之心，于朝堂之上掀起波澜。

他不惧权威，屡屡挑战既定决策；他心系苍生，坚决抵制靡费之举；他爱憎分明，扶持忠良，揭露奸佞。

他的存在，深刻影响着一个时代的走向。

那么，他究竟是谁？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铁肩担道义·】——

武德九年(626年)，魏征受太宗之命宜慰山东，按规定可以便宜从事。当时正是玄武门事变之后，人心惶惶。魏征一路行来看到地方官员又在押送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僚属。

此前已有数令对二府僚属尽行救免，现在又缚送入京，这样下去，谁能不心生疑惑呢？

魏征想到，我不可以只顾自己远避嫌疑，而是要多为朝廷考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他果断地把这些被拘人员一一放散，太宗也因此而深深为魏征的魄力所服膺。

在对国事的处理上，魏征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推翻已经形成的方案和定论，即使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

很多时候，正是由于他的坚持，朝廷才没有轻率从事，从而避免了战乱再起。

贞观初年，岭南酋长冯盎等人迭相攻击朝政，甚至废弃了朝贡。这不是在公然蔑视朝廷的尊严吗？

据此，有人说，冯盎的不来朝拜，分明是一种谋反的举动，太宗也相信只有用武力才可以解决问题。

魏征却极力反对动辄采取武力征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理由是明摆着的，岭南的瘴病非常严重，派遣大军去根本不可能。再说了，冯盎不反，派军又是何种道理？

太宗说，数十个州县都来告状，说明冯盎反叛确实无疑，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

魏征说，冯盎谋反的消息都传了几年了，为什么一直没见过冯盎的军队打出岭外来呢？可见谋反仅仅是一种传说，而非事实。

冯盎不入朝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魏征认为，这是因为众说纷纭，大家已经把传闻据为事实了，冯盎当然不敢在他“谋反”的时候人朝了。

太宗觉得魏征的话很有道理，当即派遣了员外散骑常侍李公掩入岭南宜慰冯盎，冯盎当下便让儿子代表他随着使者入朝。

太宗深有感触地说:“魏征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在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酋长们的关系的处理上，魏征主张怀柔远方，劳备至，令其感恩戴德。

通过与边地酋长们的沟通和感情联系，有效地解决了可能出现的叛乱问题。

——【·思虑系苍生·】——

魏征时刻为国家民生计，能够站在众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主张，坚决反对那些好大喜功、靡费民力的行为。

贞观六年(632年)，文武群臣建议太宗封禅泰山。太宗最初是不主张封禅的，他相信如果天下安定，家给人足，即使不封禅，也没有什么妨碍。

不过，在大臣们的劝说下，太宗的主意也改变了，只有魏征坚决反对。

对此，太宗非常不满意。他质问说，你不想我封禅于泰山，是因为我的功勋不高吗？是因为我的德行不够丰厚吗？是因为国家还不够和平安宁吗？是因为边骚民族还没有宾服吗？是因为年成不好，谷物没有获得大丰收吗？是因为符瑞还没有来到吗？

对此，魏征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么为什么你说不可以封禅呢？

魏征说，虽然有这六条明显的优势，不过在隋末大乱之后，户口还没有恢复，国家的仓库远未充实，这时再去封禅东土，随行的人马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远远不是百姓所能负担得起的。

魏征的正直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敢于向唐太宗直言进谏，有时，太宗稍露出奢侈靡费的端倪，就会遭到魏征的断然驳斥和反对。

有一次，太宗巡行到显仁宫时，发觉所需物品很是匮乏，大为恼怒，对当地负责接待的官员产加申斥。

魏征当即指出，若陛下因为供顿不丰，就谴责地方官员，恐怕今后所至之处，官员们都要务为奢华，以奉迎上意了，那时如果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能说是陛下巡行地方的原意图吗？

当年隋炀帝在巡行途中，视郡县官员献食的丰俭对其进行赏罚器陟，也不过是喜欢表示一下自己的好恶而已，结果其末年不是海内尽为叛地了吗？为什么还一定要效仿下去呢？

太宗听后猛然惊觉，他想起旧年路过这里的时候，他也是买饭而食，做舍而宿，现在能有这样的安排，还能一味不知足吗！

——【·谏诤真性情·】——

魏征爱憎分明，对于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官员，他都会全力支持，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给子充分肯定；对于那些恶意攻讦他人的官史，他则坚决地揭露他们假谏言、真诽谤的本来面目。

贞观八年(634年)十二月，中牟(河南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言指斥修洛阳宫劳人扰民、地租赋税过重百姓难以承受和宫中高髻影响到了民俗。

唐太宗对皇甫德参的意见逐条批驳，并讥嘲地说:“皇甫德参想要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中妇女都不留头发吗？”

魏征认为，古人有“狂夫之言，圣人择焉”的说法，用与不用，在于君王自己的裁酌。

唐太宗也感悟到，如果我治了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敢再提意见呢！于是特地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以示鼓励。

有一段时间，太宗热衷于向周围的一些小臣征询意见。太宗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警策群臣，但侍御史权万纪与李仁发却借机攻讦大臣，任意诽谤。

魏征看到这种情形不胜激愤，他说，权万纪诸人不识大体，把攻评当作是正直的品行，把谗言惑君视为忠诚的表现，对这样的人，“陛下即使不能举善以励俗，也不应呢奸以自损”！

此后，太宗便有意识地疏远了一些攻评之臣。

魏征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与太宗的精图治、广泛咨询有用意见不谋而合，太宗多次引魏征人卧室，访问得失““魏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

太宗与魏征经常在一起反复讨论治国之道。太宗有时心存疑问，他想知道，“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

魏征的回答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君主，一定要兼听广纳，才能避免为贵近大臣所壅蔽，使下情上达，真正听到百姓的呼声。

他还特别指出，这样的做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魏征善于引譬设响，从历史人物身上找到可资借鉴之处，以此警示太宗不再犯下类似的错误。

有一次，太宗看过《隋炀帝集》之后，感到大惑不解，他觉得这部文集堪称“文辞奥博”，看其行文，即知道隋炀帝是属于尧、舜一类人物，而非桀、纣等昏庸暴君可比，然面，他的行事怎么会完全相反呢？

魏征说，这并不奇怪，君主即使是大贤大圣，也应当虚已容人，以便于智谋之士陈献谋略，勇锐之士尽其绵力。

隋炀帝恰恰是因为他的自恃英明，骄矜自用，才会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因为缺乏自知之明而造成了身死国亡的悲惨结局。

太宗因此领悟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自己在这方面还真得小心谨慎。

魏征的直言敢速，是他正直无私的个性使然。他的正直作风，使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品德稍有瑕疵，以及任何形式的虚伪、造作和假公济私。

曾经有人控告魏征假借职权，私下给他的亲戚种种好处。经过御史大夫温彦博的立案调查，却证明查无实据，说这话的人近于诬陷。

对此，温彦博评论说，一个人偶尔对亲戚关照一下，也并无损于其品格德行；相反，若是像魏征这样，总是“不存形迹，远避嫌疑”，让局外人看上去倒觉得有点不真实了。

因此，虽然魏征自己没有私心，也还是应该受到责备的。

太宗于是明令魏征说，自今以后你应该存一点形迹，魏征可不这么看，他说，君臣本是一体之人，应该互相履诚尽责，如果上下之间都要存起形迹来，国家的兴衰都将个问题，他明确表示对太宗的诏令他无法遵照执行。

同时代人王珪曾经评价说，魏征这个人的特点在于他“耻君不为尧、舜，以谏诤为己任”。

太宗认为确实是这样，当时满朝大臣也认同他的评价，魏征的正直敢言，与当时朝中一批同心殉国的大臣正好相得益彰。

正是因为有了魏征诸人的得力辅弼，唐初的政治才呈现出异常的清平明朗，20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