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七月，蒙古瓦刺部在也先的领导下，向明朝廷发动进攻。英宗在太监王振的蛊惑下，无视群臣的劝阻，执意亲征。明廷的执行效率在此时仍保持着一个极高的水平。八月，明军于土木堡被击溃，英宗被俘，天下震动，史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惨败葬送了明朝数十年的积累，影响颇为深远，故经常被看做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前人将土木之战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指挥失当、仓促应战和正统时明军事力量衰退，这是极有道理的。英宗在收到大同战败、参将吴浩战死的消息后，仓促到仅仅安排其弟郕王留守，连其权力范围都没有进行规划、限制，就率领百官和军队出京亲征了。
如此仓促应战反映了明政府在面对瓦刺入侵时急切求战的心理。能够迫使明军如此急切的原因，除了英宗及勋贵的人为因素外，必然还有其他客观因素。正统年间，黄河发生了大规模的泛滥，其对土木之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爆发大规模战争之前，进行充足的准备是必要的，尤其是皇帝亲征的大型战争，更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即使是少数民族南下侵略，战事迫在眉睫，人员调度、后勤补给、战争策略、战时国内秩序等问题也都需要做出妥当的安排。
步入明朝，我们也可以看到历代皇帝北伐时的充分准备。从朱元璋在北伐中原前与常遇春的定策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准备之充足，后方已定，再无后顾之忧；元廷北方势力的山东王宣父子、河南王保保、关陇李思齐之间彼此猜忌、互相嫌隙，并不团结，说明北伐时机已到；且朱元璋制定了详细可信的战争策略。
根据天时、地利、人和具备的情况下，朱元璋才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率大军北伐。永乐帝第一次北伐在永乐八年正月，“召宁阳侯陈懋随征漠北”，随后便是一系列的安排，直到二月丁未才从北京正式出发。在第二次北伐时，也是提前在永乐十一年便调动军队到北京。
与之相对的，再看英宗的北伐，其迎战之仓促令人匪夷所思。首先，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兵分四路，从大同、宣府、辽东、甘州同时向明朝发动进攻。虽然战争爆发的突然，但在此之前明朝已经有所准备，六月时英宗就命“分练京军于大同、宣府，备瓦刺”。很明显，此时明朝对瓦剌的态度是以防御为主。
但当七月开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猫儿庄时，英宗改变了态度，决意亲征。从防御转向迎战，其两者要做的准备必然是相差甚大的。但从决意到出发的这两天中，英宗仅安排了扈从名单和如何处理常务、命礼部准备赏赐物品，以及“命郕王祁钰居守，驸马都尉焦敬辅之”。如此急迫的出发，以至于“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
这样的安排不禁让人疑惑，就算英宗信任郕王可以在焦敬的辅佐下稳定朝局，但他如何保证朝廷在他带走大量高官尤其是各部主事大臣后，也仅有一天多的时间安排部务的情况下，还可以顺利地运作，保障前线的后勤问题？其次，其亲征的行进速度也略显仓促。
十六日出京，二十三日便至宣府，三十日抵达大同，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我们可以以朱棣北伐时候的行程与之对比。朱棣于永乐十二年北伐，“庚寅车驾发北京”，“壬辰驻跸龙虎台”，“戊戌驻跸宣府”。
相比到达龙虎台和宣府的时间，朱棣皆比英宗晚了一到两天，且英宗所率的军队从精锐度到军心与朱棣所率之军完全没有可比性。这样的军队差距，英宗行军速度却胜过其祖，土木之仓促可见一斑。最后，面对瓦剌入侵，明朝的准备并不充足。
就在战前不久，户部曾上奏说，大同、宣府缺少草料，希望启用应急方案，不久后又奏“口外添调军马用度不敷”，希望催收欠款来购买粮草备用。而后，奉命在宣府大同储粮的沈固也上奏说，粮草储备没有达到预期。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在面对瓦刺入侵时，在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过于仓促地迎战、求战，这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重要农业区，狭义上的“中原”指的就是黄河中下游平原，古代王朝也多在此地建都。黄河因其上游流经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下游流经地势平坦的平原，流域高差大，故具有水势大、水流含沙量大、易淤积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黄河在带来肥沃土壤的同时也很容易发生水患。
纵观中国历史，黄河水患一直是困扰中原王朝的重要问题，及至明代，水患以及运河的阻塞还是明中央政府为之头痛的重要问题。据鞠明库博士统计，明代277年间发生水灾总数达到1875次，年均6.77次。黄河因地处中国腹心，又与运河的通畅息息相关，黄河的频繁泛滥不仅会消耗明王朝巨大的精力，也会对明王朝的决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正统十三年，黄河在大名和荥阳分别决口。面对来势汹汹的水灾，明政府的应对经验也已经是相当丰富的了，在大名决口时便及时遣使蠲赈；在荥阳决口时，立刻命令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前往赈灾、治理黄河。但治理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仅过了三年多时间，景泰三年春二月，黄河再次决堤沙湾。直到五月，沙湾大堤才筑成。至此从正统十三年决口的黄河至此始塞，但黄河水患并没有结束，在沙湾堤筑成仅仅一个月，到了六月，降大雨，黄河又于沙湾决口。
黄河的泛滥最直接的影响是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人民的生命财产会被汹涌的洪水无情地吞噬。黄河频繁地决溢，对当地人民的生存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使得明代人口远低于应有的水平。据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共计60545812口，河南布政司人口仅1912542口，仅高于四川、云南、广西布政司，约占总人口的3.16%。
值得注意的是，在洪武二十四年时，明政府曾更造赋役黄册，当时的全国人口总计56774561口，河南布政使司有2106991口，约占总人口的3.71%。短短两年时间里，在全国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河南人口下降194449口，下降幅度高达9.23%。出现这样的损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县的决口。
正统十三年的黄河决口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黄河的屡治屡决，对明王朝这样的农业国来说，是几乎无法承受的。除去经济损失，黄河的泛滥还会严重威胁运河和漕运的安全，这是明王朝不能接受的。在成化八年，成化皇帝曾发布上谕，规定运往北京的漕粮永久地固定为400万石。
值得注意的是，这道上谕是明政府所颁发的一系列规定中的最后一道，因此这道上谕不过是对以前漕粮运输数量惯例的确定。而运河的运力也验证了这个说法。明代漕船大概有一万一千余艘，漕军十二万余人。如此庞大的运输数量，如此庞大的运输保障成本，不计算其他的损失，单是耽误漕运的损失就已经十分巨大。
洪武二十四年的河决使得会通河淤积；正统十三年的河决使得运河河道损毁。而相比于洪武年间，正统时期的明王朝对运河的依赖性更大了。因为明王朝在选择迁都北京之后，朝廷的中央财政、九边重镇的补给、北京人口的生活需求等等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而这个量级的需求北方几个省无法满足。明王朝的财税重地是江南地区，中国自古有以东南财赋养西北甲兵的政策，朱元璋更是对江南施以重赋来补贴中央财政。
到了正统时，东南大量的物资通过大运河这条主动脉输向北京，而黄河对大运河的畅通有重要的影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央对运河漕运的极强依赖。可见运河在当时已经成为明王朝的命脉，维系着明王朝中枢的生存。所以，黄河水患对运河的影响，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威胁到了明王朝的统治。一旦黄河出现超大规模决口，使得运河漕运断绝，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动摇。
且黄河的泛滥使得南北交通变得不再便利，东南财富向北运输困难，使得北方地区的战争潜力大幅度下降；而北方军事力量向南投放也变得更加困难。正统十三年四月，福建邓茂七反，自称闽王，短短一年便席卷数省，地方已经难以镇压。正统十四年，英宗命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领京营两万、江浙兵两万七平叛。
五月，邓茂七起义已经大体被镇压下去。而在几个月后的土木之战中，陈懋及其麾下的数万精锐却仍留在闽地镇压起义的余党。英宗在战前一个月已经有意识地抽调河南等地军队北上，但并没有召回这数万精锐，这和黄河决口交通不畅应有着分不开的联系。
土木之战的惨败，使得强盛的明王朝险些在短短两个月内亡国，这是很反常的。因为在综合国力的对比上，明王朝对瓦刺的优势是绝对的，在这种情况下，瓦刺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这从也先在攻打北京失利后，于景泰元年八月无条件释放明英宗、恢复臣属关系可以看出。双方拥有如此大的差距，作为优势方的明王朝却显得有些不堪一击，其中的原因或值得我们研究。巧合的是，在世界近代历史中，就有这样一场战争与土木之战颇为相似，那就是普法战争。
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利用反法战争后法国军事实力和工业能力的衰退以及法国皇帝的大意轻敌，迅速击败了法国军队，兵临巴黎，在法国完成动员之前便结束了战争，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此时的明王朝与法国颇为相似，同样是皇帝仓促亲征，同样是迅速战败、皇帝被俘，同样是被敌人打到首都，同样在政治上的损失远大于其他的损失，同样是表面上的弱国对于强国的胜利。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明王朝当时也处于一种虚弱的状态中，直到也先兵临北京，生死存亡之际的爆发才让也先知难而退。
是什么导致了土木之战时明王朝的虚弱呢？本文将视角注视在土木之战前。这时的明王朝，西南地区刚刚结束长达十余年的麓川之乱，民生凋敝的同时还牵制了西南大量的兵力；东南地区邓茂七、叶留宗的叛乱也刚刚平定，还牵制了数万的兵力在那里留守；西北地区刚刚遭受了旱灾和蝗灾，正在恢复；长江中游的主要产粮区一一一湖广地区也在正统十三年遭受了旱灾，甚至富庶的江南也受了灾；最重要的还是黄河的决口泛滥并对运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统十三年秋，黄河在大名和荥阳分别决口。这次黄河决口影响很大，直到数年后才将决口之处阻塞。这次的黄河决口对运河的影响也很大。从英宗即位至正统十三年黄河决口前，漕粮共计运输5743万石，平均每年运输441.77万石，各处运纳粮平均每年902731.8石。而在正统十三年，漕运400万石，各处运纳粮794670石，比平均值低了10.34%。如果只算后几年的北京地区的数据，相差还会更大。
而到了景泰皇帝即位，打完北京保卫战之后，正统十四年的漕运量为430.5万石，各处运纳粮1539870石，与前一年的差距更是高达21.9%。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正统十三年，运抵北京的粮食是远低于平均水平的。黄河的泛滥使得粮食难以运抵京师，这对土木之变时明军的战前准备有着很大的影响。
北京地区与往年相比是缺粮的，而数十万大军远征，一路上的后勤补给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根据曹永年先生的考证，土木之战英宗亲征的兵力总数应在25万左右。数量如此庞大的军队，其需要的粮草也是海量的。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土木之战时明军的日消耗应在二万到三万五千石。如此巨大的后勤压力，加之战时北京地区本就缺粮，还仓促迎战，粮草储备的短缺就使得英宗只能选择速战速决，这应是导致其急迫求战的重要客观因素。
且在土木之战时，黄河仍在泛滥，虽经过了简单的治理，但仍需要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大规模的修治。黄河的泛滥也很可能促使英宗想要迅速结束战争，来节省国力用以治理黄河。最关键的是，因为正统年间的诸多叛乱和灾祸，英宗作为皇帝承担了巨大的舆论压力，黄河的泛滥很可能被认为是上天的警示。英宗也迫切需要一场大胜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以上种种因为黄河泛滥而造成的影响，促使英宗选择急战而导致了土木之战的失败。
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她的平静和泛滥都会引起连锁反应。黄河的泛滥使得京城短时期出现缺粮的情况，而大军的出征会加重粮荒，使得后勤保障更加困难，这就迫使明朝必须迅速结束战争。黄河泛滥所引起的政治压力和赈灾压力也迫使英宗必须迅速结束战争，来治理黄河和证明其皇位的合法性。这些原因都在客观上起到了促使明朝速战的作用，而准备不足且虚弱的明王朝对决蓄谋已久的瓦刺，似乎战败就没有那么的不可思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