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邓小平同志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转战贵州，任《红星报》主编和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遵义会议。新中国成立前后，邓小平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对贵州的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统一战线等工作给予具体指示。1952年邓小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分别于1958年11月、1965年11月视察贵州，对贵州工业、“三农”工作、三线建设等作出重要指示，还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纪念馆，为贵昆铁路“关寨站”题写站名。本文简要梳理邓小平同志数次到贵州的基本情况以及对贵州工作的关心指示，以表怀念和敬意。
长征时期随中央红军转战贵州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同志向贵州进军的主张，随即中央红军转战进入贵州。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邓小平同志作为《红星报》主编，大力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黎平会议的正确决策，教育和激励广大红军指战员。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红星报》以《伟大的开始 ——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作了热情洋溢的报道。1935年1月12日，红军在遵义成立第一个县革命委员会，在遵义期间扩红5000余人，《红星报》都作了相关报道，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为贵州各族人民指明了翻身解放的道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会议，坚决支持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会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通过 《红星报》及时宣传会议精神，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后指导贵州接管建政等各方面工作
解放战争后期，邓小平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和二野前委书记。1949年7月17日，为统筹解放和经略大西南，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精神决定成立西南局。8月1 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二野前委领导解放大西南战役，二野五兵团于1949年11月15日解放贵阳。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12月8日入驻重庆，至1954年12月撤销。其间，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对贵州的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统一战线等工作给予具体指示。
针对一些干部不了解贵州，不愿到贵州担负解放、接管工作，邓小平同志对参与接管贵州的西进支队负责人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贵州同样是中国的土地，贵州人民同样是中国人民，他们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样需要解放，必须按全国的战略部署，赣东北的干部要随军西进贵州。”邓小平还严肃指出：“县级以下干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通是可以原谅的，县以上干部，不仅组织要服从，思想也得服从，不服从就得强制。原因很简单，你吃共产党的饭太多了。至于区以下干部，就不必强制，照顾到他的自愿，照顾到老区的工作。”针对一些干部对自己前途考虑的问题，邓小平说：“首先考虑七千万，然后再考虑个人的问题。”同时强调西南地位很重要，要先经营贵州，搞好贵州。经过思想教育，西进干部毅然接受任务并为贵州发展作出了贡献。
对于西南和贵州在剿匪斗争中的政策，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195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共同下达了《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均应成立剿匪委员会，作为一元化剿匪领导的组织形式，并以此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地方工作。邓小平等同志倡导组织的一元化剿匪委员会，结合西南地区及贵州的具体情况，为肃清匪患、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和关注西南和贵州少数民族问题，他说：“贵州少数民族多住在山上，最穷困，如果我们能给他们解决盐的问题，那就很了不起，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定得到拥护。贵州苗族的生活习惯许多同汉人差不多，不过他们过去分散杂居。要把他们团结好，推动他们进步。”邓小平特别强调，在民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愿望，注意策略和方法。他说：“我们在少数民族区，确定不搞减租，不搞土改，但是贵州苗民他们就要求……要求土改比汉人还迫切。这个很自然的，贵州苗民很少地主，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种的山坡地，他们的要求就合理呀！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不允许他们实行土改，那就是大汉族主义，那就是不直接照顾他们的利益。要看他们的具体情况，要看他们的彻底要求，像这样的要求，可能在苗族少数上层地主分子不赞成，可以特别解决他那部分土地，不减租，凡是汉人土地的就实行减租，实行土改。”他还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时，一定要力争达到“搞好团结，消灭隔阂”的目的。
邓小平同志及中共中央西南局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1949年11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为二野前委起草的给五兵团负责人《贵州新区工作策略》电报中，肯定贵州提出的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意见，同时指出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统治之下，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个策略应包括中央系在内。”要求对有些有代表性的表现好的中上层人物，还可吸收一些参加各部门的接管委员会当委员。邓小平同志指示五兵团到贵阳后，还应了解地方系（如王家烈等）、中央系（态度较好的人）、工商界、教育界、少数民族中各代表人物的态度，准备吸收一些人参加省政府的工作。在处理杂色武装问题时，要依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所有接收的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两次视察贵州，指导贵州工业、“三农”等工作和三线建设
1958年11月2日至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同志陪同下到贵州视察工作。邓小平同志对贵州工业、农业、林业都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贵州工业生产要快马加鞭，土法上马也要拿出我们的志气，并指示“贵州应成为有色金属省，成为铝业生产省”。刚到贵阳，他就深入郊区农村，了解农民生活状况，并对当时全国出现的浮夸风进行了批评。在遵义视察时多次强调，要改变观点，发展生产；要千方百计地搞多种经济以增加国民经济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说：“要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关于交通和能源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交通要搞，每个公社要通公路，搞土铁路不行吗？搞成铁路网……”能源方面“要先搞好电站，尽量搞500千瓦，100个就是5万千瓦”。说到贵州人均收入，邓小平同志指出：“贵州每人收入，第一步要达到300元，第二步要达到500元。”关于分配使用，他对遵义大风暴人民公社的负责人说：“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个自由，同样分30 元，有的人愿意进馆子，有的人愿意储蓄起来买手表，各人自由支配。”谈到房子改造时，他指出：“房子要统统改造，不要拿城市的观点盖房子，憋在笼里不行，要70平方才行……宁肯慢一些，要搞好，前途是消灭城乡差别。”11月3日下午，邓小平同志与杨尚昆同志还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仔细看着第一间屋子，确认了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然后踏上窄小的楼梯，经过走廊，走进开会的房间。邓小平看见房间依然是当年摆设的样子，十分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还指着靠里的一角说：“开会时，我就坐在那里。”他谈到，有一次就有几人在走廊上摆上一张地图，议论走四川的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窄了。他还专程查看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并提议将下榻的“湘江宾馆”改为“遵义宾馆”。
1965年11月21日至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等同志陪同下到贵州视察工作。邓小平一行视察了贵阳、遵义和六盘水矿区等地，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分别听取了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的工作汇报和七机部黔北基地建设情况、三机部关于该部贵州地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同志针对贵州的实际情况，分别就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农村重点“四清”、农村建党和党员分布、面上社会主义教育、农业生产、物资供应及汞矿、煤矿、电力、铁路、钢铁等工业建设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11月24日，邓小平一行来到六盘水矿区视察，在听取了煤炭部、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关于生产建设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他说：“看到西南有煤、有铁就放心了，不然建好多工厂都没有用。”当时六盘水矿区交通闭塞、贫瘠落后，特别是蔬菜瓜果等供给困难。调研中，当邓小平同志得知工人朋友想吃到新鲜大白菜时，当即指示秘书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很快调进了50万斤大白菜支援六盘水矿区，解决矿区职工蔬菜供应困难。在六盘水视察期间，邓小平同志还为贵昆铁路六枝至水城段的小站“关寨站”题写了站名。1984年11月，邓小平同志又为遵义“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题写匾额，为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题写“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碑名。
贵州的山山水水，留下了邓小平同志的光辉足迹，他对贵州人民的关怀与厚爱，永远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
文章来源/《当代贵州》2024年第43期
海报制作/陈郭泽萱
融媒编辑/王永懿
一审/王远柏
二审/周芸吉
三审/梁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