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服务员端上咖啡，看到金庸，又惊又喜，低声叫道：“您是金庸先生吧！我是您忠实的读者，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
金庸离开时，拿出10元小费递给女孩。10元在香港当时是一家人半个月的花销。
没想到，看到这么大一笔小费，女孩婉言谢绝了。“金先生，您辛苦写稿，每一分钱都是您的心血，这钱我不能要。”女孩的温柔体贴让金庸非常感动，这10元小费也为两人搭了一座心桥。
金庸此后总去咖啡馆，他们迅速走到了一起，为了更方便和恋人在一起，金庸还在跑马地买了一处房子，与女孩同居了。而与他共患难的朱枚，早被金庸抛在了脑后。
1953年，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离婚后不久，遇到了比他小11岁的记者朱枚，朱枚年轻貌美，又有才华，不离不弃地支持金庸，金庸非常感动，与她坠入爱河。
朱枚毕业于香港大学，一口流利的英语，积极上进，是妥妥一枚女强人。而金庸年纪大她不少，又是二婚，没有房子没有钱，所以，朱枚的家人开始并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朱枚非常爱慕金庸的才华，不顾父母反对，坚决下嫁，父母拗不过，只好答应。
1956年，朱枚与金庸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朱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会相亲相爱地和金庸白头偕老。婚后半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查传侠出生，他非常聪明，很有文学天赋，深得金庸喜爱。
也许是由于金庸和朱枚当时忙于工作，无暇专注于孩子的成长，也许是由于天分的负累，查传侠年少时性格就偏阴郁。
11岁他写了《我的人生是为了什么》一文，探讨活着的意义，里面的观点非常悲观，认为人生实苦，了无意义。但金庸觉得孩子只是早慧，没有在意。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在这条难走的道路上，金庸经历了人生的低谷期，朱枚依然全力支持他。朱枚主动承担记者工作，不拿分文。在生活上，也节衣缩食，毫不在意生活的拮据。
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经常到咖啡馆小憩，两个人为了节约，只点一杯咖啡，你一口我一口，一边聊天一边享用，滴滴咖啡都是浓浓的情谊。
1962年，《明报》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开始盈利，守得云开见月明，金庸和朱枚终于迎来了不愁钱的日子。
但是，钱多了，家庭矛盾也多了。以前，金庸和朱枚共同打拼，劲往一块使，心往一处用，彼此支持，彼此包容，生活和谐。
等到报社业务蒸蒸日上时，金庸开始不满朱枚的强势，觉得朱枚大事小情都要说了算，非常让人不舒服，两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关系越来越不好。
这时候，咖啡馆女孩林乐怡出现了，并走入金庸的生活。纸里包不住火，不久朱枚就从金庸的变化中发现了端倪。
顺藤摸瓜，她查出了林乐怡的存在，并跟金庸大吵了一架。朱枚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为了一个女服务员，金庸要跟她离婚。
当时在美国读书的查传侠知道父母离婚的消息，给金庸打了个电话，希望父母不要分开。但当时金庸正在赶稿子，打断查传侠的话，没有讲几句就挂断了。查传侠心中非常难过，觉得人生真的很凄凉。
那天，他的女朋友又跟他吵架了，跟女朋友的观念差异，让查传侠对人生更加失望，抑郁状态的查传侠想不开，跳楼自杀了。
1976年10月，是金庸一生最伤心的日子，他得知大儿子的死讯，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他一时之间无法接受现实。有时他看到书桌，就会想起儿子站在桌旁，静静看他写书法，心里痛苦万分。
但是金庸还是与朱枚离婚了。不久后，52岁的金庸与23岁的林乐怡结婚。在晚年，最令金庸歉疚的是，朱枚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走完了这一生。
“我不是一个专情的人，朱枚陪我走过贫困的日子，我们却分开了，我对不起她。”再忆斯人，斯人已不在。
云亦云
读完《鹿鼎记》，我就知道你是韦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