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席庵是一个维持会会长，他在被捕后写下了一段罪恶的往事：

1933年日军占领承德，兴隆县成为了日军的统治区。由于兴隆县地位重要，八路军也派遣了一支部队来到兴隆县，在雾灵山建立起了根据地。

日军为了独占兴隆县，消灭雾灵山根据地的八路军，对兴隆县进行了“集家并村”运动，大搞“人圈”建设，企图把兴隆县变成无人区。在这种背景下，大检举和大屠杀经常发生。

1943年春节，日军在兴隆县澈河川50多个“人圈”内搞“大检举”。当时郝席庵是兴隆县维持会和警务科的负责人，他亲自布置并制造了这次“大检举”行动，对无辜村民进行了大屠杀。

在兴隆县的蓝旗营村，日伪军将从大帽峪村抓来的200多个村民关押在一个大宅院里。日本宪兵把村民们捆起来，强迫他们坐在冰冷的地上。郝席庵带着人到处巡视，看到哪个想站起来就用棍棒毒打。

长达三天的审问，所有人没吃没喝，还受到了日军的严刑拷问。拷问的主要内容是“八路军在哪儿？”“部落里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报过信？”等等。

几天之后，郝席庵又指使手下高占英、王贵山二人去大帽峪村搞“大检举”。大帽峪村距离蓝旗营村约1.5公里，是一个位于山湾里的较小的“人圈”，仅有67户人家。

两个“二鬼子”来到村里时，蛮狠地把村民曹万章抓起来打，逼问曹万章八路军的粮食藏在哪里。曹万章被打得奄奄一息，就在两个“二鬼子”要将曹万章打死时，正好进村的八路军侦察员杨采章开了枪。

这一枪直接打死了高占英，王贵山在枪响后拼命奔出村去，撒开两条腿就跑。杨采章再追击时，王贵山已经跑远。杨采章在打死高占英后，劝说村民们出去躲一躲，村民们不舍得家业，所以没走。

王贵山逃回去后，立刻把情况报告给了郝席庵，郝席庵又把情况报告给了日军。日本宪兵和警察讨伐队立刻出动，派兵包围了整个大帽峪村，将村里的73名男子全部抓走。

日军将大帽峪村的村民抓到宪兵队后，在村民的鼻子上用红墨水做了记号，与其他村的老百姓区别开来。当时日本宪兵在做标记时，也把其他村的一些百姓也做了红色记号。

2月12日那天下午，所有被捕的人得到了两碗稀粥吃，日本宪兵进院说吃完后就把大帽峪村的人都放掉。凡是鼻子上点了红墨水的人都站出来，总共有120来人被从人群中赶了出来。

日本宪兵和讨伐队把他们带到了蓝旗营村“集团部落”外边的一个大坑前，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日军的机关枪就开始响了。120多人遭到集体屠杀，尸体丢进了大坑里。这场大屠杀仅有3个人死里逃生，侥幸地活了下来。

帽峪村的杨茂林是3个幸存者之一，他说当时日军将他们押到大坑边后，让他们每30人分为一排，然后捆在一起下到坑里。这120多人不是一起杀死的，而是分3组分别屠杀的。

杨茂林是最前面的一组，当日本兵要他们下到坑里去的时候，他意识到日军要杀人了，于是撒开腿就跑。两个“二鬼子”追了上来，棍棒两次打在他的头上，又挨了一枪，子弹从左肩穿了过去。

杨茂林虽然被打中了，但是他知道必须拼了命的跑，否则就没命了。他一口气跑进了南山，后面猛追的两个“二鬼子”跑不过他，终于放弃了追赶。跑进山里之后，杨茂林找了个地方躲藏起来，这才逃出了生天。

这场屠杀结束后，郝席庵又派人返回大帽峪村带走了70个村民，其中有8个人被折磨死在宪兵队里，有62人因为疾病、饥饿、寒冷而死。

郝席庵的供词

日本投降之后，当地进行统计发现：大帽峪村被日伪军摧残致死139人，占总人口的57.7％，剩下的102人全都是老人和孩子、病人和寡妇。兴隆县将这些记录编写成资料，这个村子也被命名为“寡妇村”。

郝席庵于日军投降后逃走，随后被兴隆县通缉。1951年郝席庵被捕。由于被捕后表现不错，他没有被判处死刑，于195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郝席庵在狱中写下了长达1万多字的供词，交代了日伪军在兴隆县制造“人圈”的罪恶。

集团部落遗址

郝席庵一直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后悔不已，他在供词中说道：

“我是有大罪的人，虽然国家给了我活的机会，但我仍然无法忘记，是我亲手制造了一个寡妇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