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俗语虽然内容十分丰富，但从总体上看，却基本上可以分为政治性歌谣俗语、社会性歌谣俗语和文化性歌谣俗语三个大类。
而从具体的歌谣俗语所反映的不同内容和事项来看，这三大类歌谣又可以划分为更多的小类和细目。不同种类和内容的歌谣俗语，反映着不同层面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
一、歌谣俗语所反映的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生活
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性歌谣俗语中，有相当多的歌谣俗语是对官僚统治者的评议性歌谣，而这类歌谣，又可以分为赞美型和谴责型两类。
赞美型的歌谣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对当政官僚统治者施行仁政和礼仪教化或在乱世中能够保全民众的赞美。这类歌谣，在史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两汉时期，这类歌谣尤其众多。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连年战火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因此，能够在乱世保全民众的官员，也受到了民众的赞扬。
比如《江表传》记载说，钜鹿太守郭典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与中郎将董卓攻黄巾贼张宝于曲阳。典作围堑，卓不肯，典独于西当贼之冲，昼夜进攻，宝由是城守不敢出。
时人为语曰：‘郭君围堑，董将不许。几令狐狸，化为豺虎。赖我郭君，不畏强御；转机之间，敌为穷虏。猗猗惠君，保完疆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转换频繁，门阀擅权、吏治腐败和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及南北政权的攻斗也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造福一方的良吏和廉吏更为难得，因此，魏晋南北朝民众对官僚统治者的赞美也就寄寓了更多的政治期许和愿望。
如《殷氏世传》就记载说：殷褒在曹魏时期为荥阳令，他“广筑学馆，会集朋徒，民知礼让，乃歌曰：荥阳令，有异政，修立学校人易性，令我子弟耻讼争。”
对贪官污吏的谴责性歌谣，则构成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评议性歌谣俗语的另一种类型。
这类歌谣所反映的贪官污吏或酷吏的贪残之状，其实远比赞扬型歌谣更能够反映出社会的现实和民众的心声。
因为就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体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而言，民众的生活几乎很少能够达到国富民安的程度，而更多的则是在统治者所发动的政争和战乱中求生存，而且还常常伴随疾疫、天灾等自然灾害的侵袭。
因此，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众因不满或不堪忍受贪官污吏的统治而发出的困苦呼号，在历史的时空中就尤为令人感到惊心和为之动容。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性歌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统治者之间的政治矛盾和斗争，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之间的斗争在这类歌谣中也有所反映。
这类政治斗争，虽然不会与民众产生直接的联系，但却会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并因而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讽喻这类政治斗争的歌谣俗语也就因此而发生。
这类政治性歌谣，虽然在史籍中有大量的记载，但在前人的研究中未给予此类歌谣以足够的重视，因而尤其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
汉代的歌谣所反映的统治者之间的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西汉初期最高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斗争和西汉末年的王莽代汉等历史事件上。
其实，即使没有异姓势力的政治夺权威胁，汉代最高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也仍然是会存在的，汉文帝和淮南王刘长之间的斗争即属于此类。其兄弟二人不兼容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皇位的归属和对土地人民的统治权之争。
在汉代，围绕着某一政治事件而产生众多歌谣的情况，还有王莽代汉事件。王莽为了代汉，广泛利用祥瑞灾异现象和五德终始学说，不断地神化和美化自己，来创造禅汉的政治和社会舆论，并由大司马、安汉公、宰衡、真皇帝到皇帝而一步步地走上权力顶峰，最终建立新朝，取代西汉政权。
但是，王莽代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不仅受到刘姓宗室势力的反对和抵制，还受到拥护汉朝的地方大臣的反对，而反对王莽代汉的社会舆论也因此油然而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围绕着政权转换而发生的政治集团之间权力之争和政治倾轧更为常见，而同一政权内部的政权夺利的斗争也愈演愈烈，残酷异常。
这种政治斗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俗语中也有很多的反映。魏晋禅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变局，围绕着曹魏和司马氏的权力斗争，大臣们也形成了分属于曹氏和司马氏的政治党派集团。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斗争，在当时的歌谣中也有所反映。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性歌谣，还有比较特殊的两类，即政治预言型和政治知识型歌谣。
政治预言性歌谣，即特定人士或社会群体，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或政治态度，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趋势，通过歌谣的形式对将要发生的政治事件作出预测或暗示。
这类歌谣，通常不同于人们对某种已经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形为“先见之明”而实为既往追述式的歌谣概括，而应该是人们根据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产生的预感或做出的预测。
大体上，史籍在记载此类歌谣时，还需要给以特别的解释，才能够明了其所包涵或要预示的内容。当然，在史籍记载的众多预言性歌谣中，要明确无误地辨认和举证这类歌谣，是很有难度的。
二、歌谣俗语所反映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活
社会性歌谣俗语是相对于政治性歌谣俗语而言的。这类歌谣一般不直接涉及政治内容，具有非政治性的特点。就史籍中所记载的社会性歌谣而言，这类歌谣俗语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类别。
即反映社会性人物评论歌谣俗语、反映社会构成及结构的歌谣俗语、反映民众生活状况、地方风土和风俗的歌谣俗语以及社会知识型歌谣俗语等。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生活也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歌谣，如反映官僚地主庄园经济各生产部门使用劳动者情况的“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俗语和其他反映商人的地位、货币政策的失误的歌谣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也有一些，但总体数量不多。
故将其分别纳入反映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结构和民众社会生活状况的歌谣中加以援引介绍。
社会性人物评论歌谣俗语同样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常见的歌谣类别，它们与政治性人物评论歌谣的区别通常在于其所涉及的评论对象一般不是在位的政治人物。
而是在学术上、品德上或生活上对民众产生影响的一般公众人物或社会贤达，或者所评议的人物虽然是政治人物，但所评议的内容并非针对其政治行为而发。
这类歌谣，就其性质和源流而言，应该是汉代兴起的人物评议的传统的产物，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乡里清议十分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更见发达。
两汉时期的社会性人物评议歌谣在史籍中十分常见。这类歌谣的社会性，一般是指此类歌谣不是针对身处高位的达官显宦等政治性人物，而是针对一般的社会贤达或文人隐士。
或者虽然是对一些官僚而发，但却主要不是针对这些官僚的政绩，而是针对他们的立身行事和个人修养而发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歌谣俗语，还反映出当时一些外戚权臣、世家大族的生活状况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景况，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歌谣俗语对当时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反映，值得给以特别的介绍。
官僚大臣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阶层的主体，他们官位显赫，权力巨大，拥有庞大的财富，处于社会结构的最上层。对于这类特殊的社会阶层，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众，通过歌谣俗语表达了对他们的看法。
与歌谣中所反映的大臣权宦和世家大族的豪富相对应，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俗语有的还反映出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反映了社会官民对立的二元结构和贫富分化的社会差异。
比如《风俗通》记载的故事中，子为豪富，父为奴仆，这固然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所造成的民人流离失所的社会状况的产物。
但这则故事所记载的宠俭因得钱而由平民一跃而成富豪、其父因贫穷而为奴的乱世悲喜剧也十分形象地反映出两汉社会富家大族与普通民众社会地位的差别，及社会成员因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分化的社会成因。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性歌谣俗语里，有一部分还直接反映了当时民众在战乱、自然灾害和统治者乱政之下生活的疾苦，是认识当时民众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的很好的材料。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自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漫长历史时期内，军阀之间的混战和不同政权之间的军事斗争频繁发生，给这一时期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民众呼告无助，只有用歌谣来抒发心中的愤恨和对统治者的不满。
春去春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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