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因为一封信的发酵，引起了军队的轩然大波。除了彭老总外，开国将军里还有五人离开了军队，分别是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

这里面钟伟的军衔最低，但表现得最是激烈，听到有人污蔑彭、黄，他站起来大声反驳，甚至朝着主席台上的干部怒骂，最终就被下放到安徽省农业厅担任副厅长，直到20年后才平反。

钟伟其实完全可以避开此事，但彭、黄是他敬重的首长，怎能眼睁睁看着二人蒙受不白之冤？但奇怪的是，等钟伟平反后去找黄克诚帮忙，两次都遭到拒绝还被训斥“不懂事”。

黄大将是出了名的秉公持正，为何对钟伟没有“报恩”呢？

钟伟跟黄克诚感情还是很深的，他1930年加入红军后，就在红三军团中任职，彭、黄都是他的首长。

抗日战争时期，钟伟本来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了鄂豫独立游击支队当团政委，但他跟游击支队里的人搞不来，一气之下未经请示就离队，辗转找到黄克诚，被黄收留。

这种私自脱离部队的行为，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里，性质非常严重，会被视为“叛变革命”。要是被抓住，大概率会被枪毙。

有几个级别不低的老红军也是因为跟新部队搞不来，准备回八路军时被抓住处决了。跟这些人比起来，钟伟是幸运的，多亏了黄克诚对他的力保。

此后钟伟长期跟随黄克诚，在苏北、去东北，黄克诚对钟伟可以说有“再造之恩”，所以在59年钟伟才那么气愤。

值得一提的是，跟很多人所想不同，钟伟其实并非在庐山上发言，而是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级别不够，没有接到通知上山。

这对比起来更加可贵，最初山上没确定“风向”时，有部分人还敢帮彭、黄说话，但会议后期定过调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人开口了，钟伟极有勇气啊。

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本来看到那些文件心里就窝火，听到扩大会议有人污蔑彭、黄曾经胡乱枪毙红一军团的干部，就再也忍不住爆发了。

同样出自红三军团的老战友杨勇、苏振华两位上将看出不对，劝钟伟不要参与，如果被点名发言，就推脱时间太久记不清了。钟伟哪里肯依？

他站起来就驳斥那些不实之语，直言当时枪毙那个一军团的干部，是自己做的，那名干部产生畏战情绪，想要带着人临阵脱逃。

这种情况，按照军法必须予以枪毙，否则军心会大乱。此事跟彭、黄都没有关系，要追究责任也不应该追到这二位首长身上。

钟伟的话里时不时还夹杂着几句粗口，整个会场被震得鸦雀无声。虽然钟伟的军衔比不过场内很多人，但论勇气他当属第一。

说完后，钟伟突然想起主持会议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也是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枪毙那名干部，罗部长还同意了，于是大喊着让罗部长说几句作证。但罗部长很稳重，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形势下，始终没有回应钟伟。

这就使得钟伟再次怒喝，他根本不管罗部长身份地位都比自己高，直接就斥责，因为心里有火，话语中没有几分尊敬之意。

前前后后共有十多分钟，整个会场只能听到钟伟铿锵有力的声音，他确实有胆有义。负责维护秩序的萧华上将为了给罗部长解围，就让两名战士把钟伟架出去。

钟伟也是从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将军，哪肯轻易就范，他嘴上不停，身体也在拼命反抗，两个人都按他不住，随即又来了几个保卫人员才将他控制。

即便如此，钟伟被拉着走的时候，还一边大喊：我也是你们说的军事俱乐部中的一员！把我也拉出去枪毙吧！

本来钟伟是很受信任的，虽是少将，但职务却达到了中将规格，这背后都能看出首长们对他的欣赏。

林总从东北开始就特别喜欢钟伟，哪怕他抗命还予以高升，如果钟伟不主动站出来，凭借领导们的保护完全可以躲过去。但，那就不是钟伟了！

因为勇敢的举动，钟伟被迫离开军队、下放到安徽省农业厅担任副厅长。

一开始他有点气愤，但听说洪学智也被下放到吉林省农机厅担任厅长，他就释然了，大笑道：这下扯平了，我都快跟上将平起平坐啦。

此后20年里，钟伟的身份都较为尴尬，直到1979年中央予以平反，他才回到北京。此时的钟伟仍一心想回到军旅，便与洪学智找到了主持中纪委工作的老首长黄克诚求助。

钟伟是个直爽的人，上来就说：“我没房子住。”黄克诚非常意外，不是已经平反了吗？怎么可能不重新安排住处？钟伟就说想住回原来的房子。

黄克诚听后脸都黑了：我记得你参加革命的时候，连条裤子都没有。

钟伟熟悉老首长的脾气，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我只想要回原来的房子，我在那里种了30棵桃树，现在应该结果了，我想吃自己种的桃子。

虽然情有可原，但黄克诚没有给面子：我看你是越来越糊涂了，怎么年纪大了，还这么不懂事？竟把公家的东西当私人财产？这件事我办不了。钟伟只好悻悻而归。

后来钟伟又找了黄克诚一次，说自己赋闲多年，还是希望做着军队方面的工作。

这对黄克诚来说是个小忙，帮着反映一下就能办到，但黄克诚再次拒绝，只是说：你就安分守己待着吧，如果打仗了会去找你的。

当时国家在提倡干部年轻化，钟伟年纪大了，又曾经指导过一派武斗，身份还有点敏感，黄克诚这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实际也是无奈之举。

1984年6月24日，钟伟病逝，可惜没等到重返军旅的那一天。他的遗言很朴实，也特别令人感动：

亲爱的党，我死后不必补发什么薪金，因为儿子们都能生活了，我自己也未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与冰箱都作为党费上交给党，不要给我举行追悼会和灵前告别，把我的骨灰撒在平江天岳书院，我们起义的地方。

钟伟将军的性格直爽，错就是错，对就是对，绝不会随风而倒。这样的勇气与坚持，令很多人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