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梁羽生、古龙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三大宗师，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呈现出迥异的风格，这种差异既源于他们各自的人生哲学，也与创作背景和文学追求密切相关。
金庸笔下的人物性格最为立体鲜活，他擅长将道德困境与人性挣扎熔于一炉。郭靖的"为国为民"是儒家理想的具象化，而杨过的叛逆则暗含对礼教束缚的反抗。这种"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矛盾性，使人物既具备现实真实性又承载文化象征。例如张无忌的优柔寡断，既是对传统英雄模式的解构，又暗合乱世中普通人的生存困境。金庸通过"成长型"叙事，让角色在经历中完成自我认知的蜕变，如令狐冲从江湖浪子到隐士的转变，正是对自由与责任关系的深刻探讨。
梁羽生的人物塑造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其笔下角色往往承载着明确的道德使命。张丹枫的"以侠胜武"理念，直接呼应了作者对侠义精神的儒家化诠释。这种创作倾向使梁羽生的武侠世界呈现出"正邪二元对立"的图谱，人物性格往往被简化为道德符号。如《白发魔女传》中的练霓裳，其"魔女"标签实质是对叛逆精神的道德审判。值得注意的是，梁羽生在塑造女性角色时突破性别偏见，将凌未风、易兰珠等女性塑造成具有独立人格的侠客，这种进步性在当时的武侠创作中尤为难得。
古龙的人物塑造最具现代性，他聚焦于人性深层的孤独与痛苦。李寻欢的寂寞是天才与时代的错位，傅红雪的偏执则源于童年创伤，这种"病态美"的塑造颠覆了传统武侠的英雄范式。古龙通过"边缘化"叙事，将人物置于极端情境中考验其精神境界。如《多情剑客无情剑》中，小李飞刀的"例不虚发"不仅是武功绝技，更是对完美人格的终极追求。这种创作手法使古龙笔下的人物呈现出"破碎感"，他们既是自我救赎的践行者，也是人性深渊的探索者。
三位作家性格塑造的分野，折射出不同的文化立场。金庸以"入世"姿态构建侠义乌托邦，梁羽生坚守"出世"的道德理想主义，古龙则通过"叛世"表达存在主义思考。这种差异在文学史上形成互补：金庸让武侠回归大众，梁羽生提升武侠的文化品格，古龙则拓展了武侠的人性维度。正如学者所言，梁羽生是"旧武侠的改良者"，金庸是"武侠的集大成者"，古龙则是"武侠的解构者"。这种多元探索共同推动了武侠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使武侠世界成为观察人性、社会与文化的多棱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