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全国人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尤其是他的妻子邓颖超，她的双眼一直红肿未消，昔日的神采也荡然无存。西花厅这个曾经庄严肃穆的地方，更加寂静无声。在周总理生前的办公室里，邓颖超一边流泪一边整理着总理的遗物。在整理总理私人物品时，她看到一个黑色小皮夹子，这个夹子总理生前一直揣在内衣兜中，邓颖超从未打开过它，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好奇心驱使下，她轻轻打开夹子，发现里面有一张已经发黄的老照片，在照片背面写着“爹爹遗像”四个字。邓颖超知道这是总理心中一直以来的痛楚。
周总理的祖父曾是清政府一个小官员，在追求功名光耀门楣的同时，也希望自己儿子能考取功名。周总理父亲周贻能于1874年生于淮安，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努力学习，但最终未能如父亲所愿考取功名。于是，他回到老家浙江绍兴，在一个亲戚的指导下成为一名师爷。周总理母亲万冬儿是清河县知县的女儿，聪明伶俐、开朗直爽，被父亲宠爱备至。万冬儿经常随父亲外出访客，耳濡目染之下学会了许多处世之道，并逐渐成长为一个能力出众的姑娘，在家族中地位显赫。
1898年3月5日，万冬儿20岁生日那天，她嫁给了周贻能。当年周贻能的父亲还担任海州知州，这是周家鼎盛时期。而在他们结婚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周总理。然而，在周总理不满一岁时，他的小叔叔危重病倒，并且一直没有子嗣。为了不让小叔叔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周总理的祖父母决定将他过继给小叔叔。虽然周贻能和万冬儿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但是面对父命难违，他们同意了这个决定。而没过多久，小叔叔撒手人寰离世。与此同时，爷爷也因病去世。爷爷生前清廉为官，家里依靠着他的俸禄维持生计。然而，失去了爷爷这个顶梁柱后，家庭经济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周总理的大伯周贻赓离开家到外地谋生。周贻能成了家庭的顶梁柱，但由于他为人正直、性格耿直，看不惯官场上的腐败黑暗，并不愿与人同流合污，因此常常受到排挤。为了挣钱养家，他辞职换工作屡次辗转，在经济上承担了巨大压力。
与此同时，万冬儿也并非轻松自在。由于丈夫整天外出忙于工作赚钱无暇顾及家务事务，她承担起所有家庭琐事的责任，在大小事情上都需要她费心操劳。尽管万冬儿在家务事务和为人处世上都十分出色，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但她身体本就虚弱。多年来的辛劳操劳最终使得她的身体无法承受，病倒在床，很快离世，年仅30岁。
万冬儿去世后，周贻能深感悲痛，而万冬儿的母亲更是痛不欲生。她认为女儿年轻离世纯属因为周家贫困给连累的，如果周贻能对妻子多关心一些，如何会早早离世呢？万冬儿的母亲觉得女儿在周家受了许多委屈，逝世后要求必须高规格安葬，否则坚决不允许下葬。虽然周贻能感到这要求过分且难以实现，但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并对自己对岳母操劳过度而感到内疚。因此他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然而现在家庭条件根本无法满足这个要求。于是，他将妻子的棺木暂存在一个尼姑庵中，并离开家乡去赚钱以便筹够费用回来安葬妻子。尽管父亲离开后会寄钱回来，但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人的生活所需。
当时周总理虽然年幼，却显得比同龄孩子更为懂事。他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对于父亲无法顾及他和弟弟们，周总理没有怨言，反而理解父亲的困境，甚至觉得他很可怜。
1910年，周贻能来到东北找到了一个县衙文书的工作。由于他知识渊博，在工作上表现出色。然而，由于他过于直率的性格无法忍受官场上的腐败黑暗，因此失去了工作。就在父亲忙着找工作时，周总理的养母也去世了，使兄弟三人陷入困境。
幸运的是，在奉天担任官员的大伯周贻赓得知家中情况后接他们过去，并帮助周贻能在县衙找了份师爷的工作。然而仍然没干多久就辞职了。周总理随后来到大伯身边稳定了生活，并开始读书上学。后来，大伯调到天津，周总理也随大伯到天津继续学业。
周贻能对大哥充满感激之情，同时对自己无能养家感到内疚。在东北时，周贻能经常去拜访大哥的儿子，但自从周总理去了天津后，见面机会变得十分少。然而周总理对父亲却非常牵挂，不知道他的生活状况。
后来，周总理考上南开大学，并前往日本留学。1918年夏天，他从日本回国度假时，特意去北京看望打工的父亲。多年未见，父亲已经苍老了许多，但仍保留着那份倔强和对世俗的不屑。
不久后，由于得罪上司失去了工作，他再次开始寻找新的职位。周总理看着越来越年老的父亲四处奔波为生活而苦苦努力，心中感到非常难受。幸运的是，在大伯周贻赓的安排下，周贻能在东北一家烟酒事务局找到一份办事员的工作，并终于稳定下来。
随后，周总理开始领导革命斗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周贻能在报纸上看到儿子周总理被国民党通缉，心中十分担忧。他毫不犹豫地来到儿子身边，不仅没有劝他退缩，反而全力支持他的革命工作。周贻能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儿子进行联络工作。
后来，周总理前往苏区，周贻能则到安徽打工。1935年，周贻能终于攒够了安葬妻子的费用回到老家，并将妻子葬入周家祖坟。完成了这一切后，他再次离开老家四处谋生。
1937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期间，八路军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然而，周贻能由于年老体衰，无法再继续漂泊下去，决定回到淮安。不久后，淮安沦陷，周总理不放心父亲的安危，便写信让父亲来武汉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终于，父子二人团聚在一起，不再相互牵挂和担心。
但是形势的变化使得八路军办事处被迁移到了重庆红岩村。虽然周总理非常关心父亲，但工作繁忙使他无法抽出太多时间陪伴父亲。因此他常向工作人员请求帮忙陪伴父亲说说话。而周贻能则不愿意闲呆着，他会自己找活干扫扫院子、帮仓库的同志整理货物。
1942年，周总理患上了小肠疝气需要手术住进了医院。考虑到父亲的身体也不好，大家决定暂时隐瞒住院手术的消息。然而，在周总理刚做完手术、还未出院之际，周贻能突然病倒高烧不退，也被送进了医院，但却不在同一家医院。
周贻能奇怪地问邓颖超为什么儿子没有来看他，邓颖超只得搪塞回避。她收到了周总理写给她的信，信中告诉她自己本打算手术后提前两天出院为父亲庆生的，但医生不同意，只能听从医嘱。他叮嘱邓颖超与父亲商量好是否愿意等他出院晚两天过生日，并表示不要勉强父亲。然而，邓颖超还未来得及与周贻能商量生日事宜，周贻能的病情突然加重，并最终离世。
邓颖超和工作人员们都非常伤心，但鉴于周总理刚做完手术需要恢复身体，在大家一致建议下决定先对周总理隐瞒消息直到他出院后再告诉他。然而几天后，周总理从人们的表情中察觉到了不对劲。经过追问才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周总理情绪失控，痛哭失声，并首次当众对邓颖超发火，责怪她为什么不告诉他父亲的去世。邓颖超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流泪。
周总理不顾医生的劝阻，坚持出院，独自守了一夜父亲的遗体。第二天，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了父亲去世的讣告，并亲自将父亲安葬。随后，他找到父亲的一张照片，在背面写下了“爹爹遗像”四个字，然后将照片装进自己随身携带的黑皮夹子中。建国之后，周总理很少使用这个黑皮夹子，将其锁进保险柜里。
邓颖超见过这个黑皮夹子，但从未打开过查看里面的东西。直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整理遗物时才意外发现黑皮夹子里隐藏着周总理一生中最深沉的痛苦。
周贻能天性中所具备的文人傲气使他对当时黑暗腐朽的官场充满厌恶。他宁愿忍受困苦生活，也不愿向不正之风低头，这种精神令人钦佩。周总理对父亲坎坷的一生充满同情，渴望能给父亲一个幸福的晚年。然而，国家重任使他面临忠孝两难的抉择，只能选择忠于国家责任。因此未能尽到对父亲的孝顺，这成为他内心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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