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县，位于蓟城以东，因驿路而得名，隶属于渔阳郡，这是西汉时期的行政建制。当时的路县县城，现在称路县故城，遗址位于通州区潞城镇。从西汉初期算，路县故城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在遗址上修建的路县故城遗址公园 根据考古成果及《通州文物志》等文献资料，在遗址上修建的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和路县故城遗址公园，目前已进入工程收尾阶段，不久将对公众开放。届时，蕴含路县故城历史密码的各种出土文物可供参观。
雄踞北方 扼守战略要地
西汉建立以后，延续了秦朝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虽然也分封诸侯国，但郡县制依然是中央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主要方式，即中央政府下面设郡，郡下设县，通过县级政权进行国家治理。就是说，当时的县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而路县故城就是一座典型的中等规模县城。
汉朝的北京地处幽州西部，先后分封有燕国和广阳国，并分属于渔阳郡、广阳郡、上谷郡和涿郡，设有路县、渔阳、广阳、蓟县、昌平、平谷、安乐、良乡、西乡等16个县。从地理位置来看，路县所在的渔阳郡以及邻近的广阳郡、上谷郡，位于汉朝经略北方的前沿地带，在防御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同时，还承担着与东北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使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交通方面的纽带作用，使路县成为西汉帝国北方的战略要地。
当时，诸侯国有都城，郡有郡治，县有县治，诸侯国都和郡县治均有城垣环绕的城，那些城址是北京地区丰富的汉代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路县故城遗址发现之前，北京地区已找到21座多种类型的汉代城址，比如，作为西汉广阳国都城和东汉广阳郡郡治的蓟城（今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作为汉代广阳郡广阳县治的广阳故城遗址（今房山区长阳镇）、作为汉代涿郡良乡县治的良乡故城遗址（今房山区窦店镇）、作为西汉涿郡西乡县治的西乡故城遗址（今房山区长沟镇）、作为汉代渔阳郡安乐县治的安乐故城遗址（今顺义区后沙峪镇）等。然而，风霜雨雪，沧海桑田，毕竟过去了两千多年，这些故城遗址已了无痕迹，甚至连残垣断壁也极为罕见。尽管经过考古勘察，可以判断为汉代城址，但鲜见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也难以对其内涵和面貌做出科学描述。相比之下，路县故城遗址不仅保存基本完整，而且经过了全面勘察和大规模考古发掘。截至目前，这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座可以再现西汉县城风貌的汉代城址。
在遗址上修建的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 西汉时期，路县县城西望蓟城，北守渔阳，东遏碣石，是御敌守边、开疆拓土的北方根据地。作为区域性政治和经济中心，路县县城还是渔阳郡的郡治所在地。唐代以后，路县县治西迁，后来演变为明清时期的通州城。在明代，因取熟土制砖修建通州城，路县故城东、南城垣大部分损毁，仅剩西、北城墙用以抵挡洪水。到了清代光绪年间，仅剩北垣，城内的西北角楼只有残迹。
路县故城遗址的发现，不仅是考古学的显著成果，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那里已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而在遗址上修建的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和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将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未来的文化地标。
经济繁荣 手工业成规模
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前期考古勘探时，发现了路县故城遗址。这是一处以西汉路县城址为核心，由城墙、城壕及其围合区域、城外遗址区和墓葬区等构成的大型遗址。考古认定，路县故城是一座平面近似方形的城池，城墙边长550米至600米，城墙之外15米为护城壕，城址面积约35万平方米。就规模而言，路县故城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中等县城的标准规制。
对发掘出的路县故城房址，考古学家认定为半地穴式房屋。由于两千多年来不同程度的土层堆积，这些房屋已无法清晰地呈现室内结构布局，仅残存一些不规则的隔离墙。房址中除了不规则的土坑，还有几口大缸，缸壁上的黑色物质为碳化粮食遗存。以大缸储存粮食，也许是当时的殷实人家。在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内，我看到一个名为“安居乐业”的景点。一座汉朝人家的院落，地上有仿制的水井、陶罐、石磨、石臼等生活用品，在融入院门、院墙、木栅栏等民居元素后，形象地勾勒出了汉代路县人悠然自得的生活景象。
制陶作坊的劳动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冶铁、制陶等手工业在西汉迅速发展。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瓦当、陶器、铜器、玉石器以及城外西南部集中出土的炼渣、炉壁残块、石(沙)范残块等冶铸遗存，表明当时的冶铁与铸造业已初具规模。据《盐铁论》记载，当时的私营冶铸作坊“一家聚众或至千人”。
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数量可观的铁制农具来看，冶铁业的兴起带动了铸造业的发展。包括犁铧、耙、锄、镢、锸、镰等在内的铁制农具，可以满足翻耕、整地、收获等各个农耕环节的需要。农业是汉代的立国之本，而铁制农具的普及、牛耕技术的推广、精耕细作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粮食丰收奠定了基础。正如《盐铁论》中所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
此外，当时的制陶作坊已具备一整套完善的制陶设施，并聚集着一批能工巧匠。他们的制陶工序大致为：制坯，即将经过筛选和淘洗的泥浆放入木匣内，制成陶器的样式；拉坯，即按压陶泥，凭借手法的屈伸变化及不同程度的收放，塑造陶器的形状与款式；修坯，即拉坯成型后，对坯体进行精细加工；晒坯，即将坯体放置在适宜的环境中逐渐干燥。接下来，就是装饰和烧制。路县制陶业的繁荣，使陶器的使用极为普遍。在路县故城城郊的一处制陶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豆、陶罐、板瓦、红陶釜等陶器残片。这些陶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汉代淳厚质朴的社会风尚。
汉朝路县人安居乐业的生活景象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内，有两组反映汉代手工业作坊劳动场景的雕塑，一组为《冶铁》，另一组为《制陶》。冶铁、制陶、铸造、榨油等路县手工业的风生水起，是当时社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一个缩影。
东汉更名 缘于水乡泽国
东汉建立后，将“路县”改为“潞县”。一字之差，表明这一带水资源丰沛。
据《后汉书》第二十三《郡国五》记载，渔阳郡下辖九城，潞县为其中之一，流经潞城的潮、白二河汇合后，亦称潞河。而更多史料显示，当时的潞县一带到处是河流与湖泊，潞县县城便四面环水。
汉光武帝刘秀起事时，曾得到彭宠鼎力相助。然而，刘秀登基称帝后，并未重赏彭宠，仅封了个渔阳太守。建武二年（公元26年），彭宠一气之下率军反叛，攻城略地，并自立为燕王。刘秀派大军兵分三路征讨彭宠，双方在潞县展开激战。论实力，官军兵多将广，远胜于叛军，但叛军盘踞的潞县县城，却久攻不下。由于县城周围水势盛大，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叛军凭借水势负隅顽抗。最后，官军不得不使用计谋，收买彭宠的仆人，令其趁机将彭宠刺杀，才最终平定了叛乱。由此可见，当时的潞县可谓水乡泽国。
在路县故城城郊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碳化的水稻，并由此推断，两千多年前的通州地区水网纵横，曾经大量种植水稻。就是说，路县曾是鱼米之乡。“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词句里的景象，曾经是路县的现实。那么，将“路县”改为“潞县”，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除了碳化的水稻，路县故城遗址中还发现了200多口两汉时期的水井，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发掘并记录汉代井群。从水井类型看，主要有木构井、瓦片井、砖木混构井等。有的水井直径2米开外，深7米，据推测，至少可供上百人生活饮用。最大的是一口由大块方木撑起的不规则圆形水井，直径约4米，井内还有一圈由厚木板围成的井壁，形状近似方形。据推测，这层木板是用来固定井壁周围土层的，以防止土层塌落，确保井水清澈，类似于“过滤层”或“净水器”，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这口西汉时期的水井，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的历史最悠久、规模和体量最大的木结构水井。
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也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就水井而言，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那就是掉进井里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比如，考古人员在一口西汉时期的陶圈水井里，意外地发现了完好无损的陶罐。据推测，这是古人汲水时掉进去的。那位古人也许不会想到，他失去的陶罐，在两千多年之后成了文物。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岳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