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晴朝中大臣，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的政治行为，而忽略了他还是一位书法大家。

曾国藩的书法以行、楷为主，并不拘泥于传统，注重笔墨的骨劲和结构的严谨。按道理讲，曾国藩在当时的位置上，他的书法应当在书法界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实际上，他的书法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曾国藩在家信、日记中经常谈及书法，反映出其治学态度和治学方式。从这几句话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他书法在书法史上不被认可的原因。

曾国藩在早期的书法研究中，受到科举制度的制约，其应对方式是以考试需要为目标的。他在《禀父母八月十七日》中写道：

男亦常习小楷，以为明年考差之具，进来改临智永《千字文》帖，不符临颜、柳二家帖，以不合时宜故也。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在青年时期学习书法时，不可避免地把为科举服务作为自己的追求，而非出于自己的好恶与笔墨的需求。

曾国藩幼年时学的是颜书，后来为了写字，才向褚遂良、柳公权学习，过了两年，他又学智永的《千字文》，换了几个老师，后来他以“少年练字，不能摹人，所以变化不大。”为他留下了病根，成为他一生一大憾事。

也正因为早期对古代的研究并不深入，所以曾国藩在一生中特别注意研究古人，力求做到“精”与“摹古”。

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记载了曾国藩读书的经验：

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功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参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

从曾国藩自己的学书经历来看，他三十多岁以后，主要研究的是间架，研究古代的结字规则，他觉得自己毕生所学的书法，都没有办法把柳公权和赵松雪的结字融会贯通。

也正因为他没有结字的能力，所以曾国藩在模仿古人的时候，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他曾经多次叮嘱过二儿子，让他在学习古代的时候，不要操之过急，要沉下心来，循序渐进，日积月累，并以自己的读书经验来告诫二儿子。

曾国藩在临摹书法时，应该是下了很大的苦功，不断地临摹，这样才能达到对古代书法的理解，这大概也是他欣赏赵孟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对古代的研究很有研究，而且他的勤奋和熟练。

在这个时代，帖学衰落，碑学兴盛，多数书家把目光投向碑学的创新。曾国藩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4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

日内颇好写字，而年老手钝，毫无长进，故知此事须三十岁前写定规模。字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极则巧妙出焉。

曾国藩认为，书法的创新，并不是要逆天而行，而是要深入其中，恪守教义，并且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代宗师的风范，否则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有出息。

这种说法难免有失偏颇，太过拘泥于古代，也就是齐白石衰年改革之时，已近六十，才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曾国藩的这一论断，未免太过偏激了。

曾国藩对形体构造过于计较，而忽略了书法表达情感的作用。因此，今天再观其字，不免给人以呆板之感。

但是，曾国藩对于传统的认识和重视“功夫”的观念，却给日渐式微的帖学留下了传承和发扬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