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分人——甚至是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接受有过吸毒经历的演艺人员继续从事后者擅长的演艺工作。理由有很多，比方说：“演艺人员属于公众人物，他们的行为起示范效应，尤其容易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要是允许吸过毒的演艺人员继续干他们擅长的演艺工作——好像啥事儿没发生一样——那就很容易带坏青少年，造成他们有样学样、不学好的严重后果。”

要是有人心软，同情改过自新的演艺人员，替演艺人员说话，说应该给他们一个重返舞台的机会，反对的人就正气凛然地抛出一个沉重的理由：“给他们一个机会，谁给那些牺牲的缉毒警察一个机会？！”或者换种说法是：“如果可以让吸毒艺人复出，那么可以让牺牲的缉毒警察复活吗？！”

这两种理由听起来义正词严，由不得任何人表示不同意见，但是，仔细一推敲，就不难发现，这两种理由完全属于鹦鹉学舌、节外生枝（通俗的叫法就是不动脑子、胡搅蛮缠）。

第一种理由成立的前提是——“公众人物能影响甚至决定普通人的道德行为”。一般人都从来如此地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上有科学依据吗？有统计数据支持吗？有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伦理学家、犯罪学家等专家学者做过实验、做过调查、发表过论文，支持肯定过这一说法吗？没有。

人的道德行为到底取决于什么，为什么人跟人不一样，这是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思想家研究思考的课题。这个课题永远不会有标准结论，也永远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接力研究思考下去。所以说，认为公众人物能影响甚至决定普通人的道德行为，根本就属于是想当然的看法，完全不成立，而且还涉嫌一方面谄媚地高抬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一方面鄙夷地侮辱公众的自持力。

人在青少年阶段，说话办事难免容易受外界影响，但是，人总是要成长的：成年以后，每个人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ta自己的选择。这时候谁再辩解自己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才做出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谁信？连ta自己都不信。纯属借口。

退一步说，就算承认公众人物能影响青少年的选择，那么，社会上犯错误的公众人物占主流呢？还是遵纪守法的公众人物占主流呢？不用说，当然是遵纪守法的公众人物占主流。那么问题来了：青少年放着占主流的遵纪守法的公众人物不学，偏偏去学不占主流的犯错误的公众人物，青少年就那么不省心？九年义务教育就那么不中用？谁信？

有人说，青少年愿意向谁学属于另一个问题，不讨论，现在的问题是，断了有过吸毒经历的演艺人员重返舞台的梦想，一方面是对他们的严惩，一方面也是对其他演艺人员的警示；也不是不让有过吸毒经历的演艺人员重新谋生，他们可以干别的，只要别再回演艺圈当公众人物就行；这有什么不合适？

相当不合适。因为我们要建设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

认为严刑峻法、杀一儆百能防止或减少坏人坏事的发生，这完全是人治观念，而且历史证明不起作用——古代“一人谋反，株连九族”，“贪赃枉法，剥皮充草”，不是仍然春风吹又生吗？

是法治能减少坏人坏事，还是人治能减少坏人坏事，到今天这还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吗？当然是法治。

那么，既然有过吸毒经历的演艺人员可以干别的工作，为什么不允许他们继续干他们擅长的工作呢？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不让劳动者干拿手的工作，属于人为地降低、扼杀劳动者的效率、价值，不理性。举个例子，泰森犯过罪坐过牢，他出来以后，要是禁止他重返拳台，只能干别的工作，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谁说让他重返拳台就带坏青少年了？事实证明完全相反，泰森继续干老本行，你好我好大家好。

法治是什么？最起码一点是，一个人要为他的错误、罪行接受惩罚，但是，接受过惩罚以后，他就有权利重返社会，从事自己拿手、合法的工作。

第二种理由纯属节外生枝。“给他们一个机会，谁给那些牺牲的缉毒警察一个机会？！”这是哪跟哪呀！所谓给某人机会，这只是习惯性、象征性的表述。事实上，谁也不是上帝，谈什么谁给谁机会？要知道，机会也好，工作也好，它不是某人分配给某人的死东西；它是活物，是被创造出来的。只要人尽其才，更多的机会、工作会被创造出来。相反，人才浪费，机会、工作只会一路萎缩。退一步说，就算机会、工作是屈指可数的，也不是谁想要就归谁，是需要争取的，是需要竞争的，是需要供求双方都认为有利可图，才实现“转手”的。

泰森出狱以后继续打拳，不是别人给了他机会，也不是他给了别人机会，是商业合作，各取所需。有过吸毒经历的演艺人员重返舞台也是这个道理。能够重返舞台，说明他仍然拥有别人需要的演艺才能，别人请他不是出于善心、同情，是认为找他合适。

缉毒警察因公殉职，当然属于不幸，但是，这种不幸不是有过吸毒经历的演艺人员造成的。所以把演艺人员吸毒跟缉毒警察牺牲相提并论，往轻了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涉嫌头脑不清；往重了说，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而且强调缉毒警察牺牲，还涉嫌妖魔化缉毒工作——似乎暗指成为缉毒警察，就意味着十有八九要牺牲。这是干什么？是站在哪方立场说话？是连吓带劝阻止警校毕业生加入缉毒队伍吗？

所谓有人吸毒，才有人贩毒，才有警队缉毒，才有缉毒警察不幸牺牲，矛头最后对准有过吸毒经历的演艺人员，认为他们是牺牲的缉毒警察的间接凶手，他们对不起牺牲的缉毒警察，他们就应该“一次吸毒、禁演终身”。

这难道不是歪理吗？不谈“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拿什么证明牺牲的缉毒警察是有过吸毒经历的演艺人员间接害死的？就好比，我订餐，你快递，你着急忙慌骑车赶过来，半路不幸遭遇车祸——难道判我是间接凶手吗？（换成“你订餐，我快递”的例子也行，我要是不幸遭遇车祸，绝对跟你无关。哈。）

吸毒的人要接受惩罚，这肯定没错，但是想当然地或者说别有用心地把他们定位成间接凶手，就不对了。

总而言之，任何人犯了错或者犯了罪，必须承担责任、接受制裁，这没啥说的。但是，不能因为某些人身份特殊，就断了他们改过自新重操旧业的路。——周作人晚年的罪行大不大？全中国人对他气不气？但是，周作人坐完八年牢出来，仍然从事文字工作，全中国人没人逼着他放弃老本行，去干别的。